尴尬的古诗词和书法

 

 尴尬的古诗词和书法

文\王志安

最近几年由于教育导向和媒体推广的效能，古典格律诗词和书法的学习、创作都呈现回暖形态，这是好事！

首先来谈谈古诗词。一方面，文人骚客、官宦商贾不管是真心喜欢或者附庸风雅也好甚至纯粹为了装逼也罢，在一定情境之下都喜欢吟风弄月、言志抒怀，让其作为情感生发的载体，就好像前不久日本人捐助我们的口罩纸箱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一样，很多人纷纷表示原来中国古典诗词是这样的美。大哥，身为一个中国人有这样的想法是很丢人的事情，老祖宗的东西本来就很美也毫无保留地传承给你了，是你把它丢了、不管不顾了而已。

         我们确实不得不面对古典诗词的尴尬处境。它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已经处在比较边缘的位置了，尤其是近些年来，不要说写诗了，读诗的人数都在大量减少，能完全读懂欣赏得来的更是寥寥。这点和古典诗词与现代语境脱不了干系，但其实也和现代的考试类型发生变化也有很大的关系。

或许有人会很奇怪，为什么古人似乎都很喜欢写诗？“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没事干非得整得这么痛苦是为哪般？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仅是古典诗词的文艺描绘价值，强调的是它的情感承载作用，这只是它功用的一个方面。古典诗词文章在古代还有更重要的功用，一是古典诗词文赋的创作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必考科目；二是古典诗词文赋的创作是古代学子文人们展现才华、自我推荐的重要工具。说白了就是你会不会创作关乎人才的选拔与录用、谋求仕途出路得以鲤跃龙门、身价倍增的的重要砝码。

对人才的选拔与使用，历朝历代不尽相同，战国时期，常以养士来储备人才，著名的有战国四公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其门下食客都数以千记。主家有事门客必挺身而出，如毛遂自荐、蔺相如出使秦国等。汉代选拔人才是由地方或者当朝大员推荐的，李密《陈情表》中曰“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的说法。魏晋南北朝有九品中正制，由各州郡的中正官品评人才等级，但逐步由豪族世家掌控并演变成了门第高低的标志。隋开始实行科举考试，唐代沿袭这一选拔方式。

贞观初年，唐太宗亲身到端午门去观察，见到新进士在榜下鱼贯而行，不由得龙颜大悦：“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没有了门第等级的观念，“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科举入仕因而成为了最受大家推崇的入仕途径。但唐代考生虽然金榜题名，出仕为官还要再经吏部试选，需要有名人的推荐，因而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才有了“米价方贵，居大不易”的说辞。李白初见韩朝宗写了一篇自荐文《与韩荆州书》，开头一句“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那么孤傲的青莲居士谪仙人为了功名拍起马屁来也可谓天下一绝了。可以想象在唐代如果不会写诗作文就没办法向公卿名贤展现你的才华，也就意味着没办法走上仕途。

         后蜀何光远《鉴戒录·贾忤旨》中记载：（贾）岛初赴举，在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又欲“推”字，炼之未定，于驴上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势，观者讶之。时韩愈之权京兆尹，车骑方出，岛不觉行至第三节，尚为手势未已。俄为左右拥止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推”字与“敲”字未定，神游象外，不知回避。韩之立马久之，谓岛曰：“‘敲’字佳。”遂并辔而归，共论诗道，留连累日，因与岛为布衣之交。因为一首诗当中“推敲”二字未定就能和相当于现代北京市市长的京兆尹韩愈成为好朋友，这在当今社会几乎就是天方夜谭了。

与唐代学子为了举荐四处拜山头不一样的是，宋朝殿试以后及第者皆为天子门生，不须再经吏部考试，便可以直接授官。为了保证科考的公平公正，各州试、省试均实行糊名制，又为了杜绝通过笔迹、标记或者做暗号进行舞弊，对考生的试卷有专人进行誊录，这样考官在评阅试卷时，不只无法晓得考生的姓名，甚至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跟现在重要考试中姓名、学校等材料要装订掩盖起来；出卷、改卷的老师都要集中禁闭一个阶段一样。比较不同的是古代高科及第者仕途升迁极快，甚至可以不到十年就升任为宰执。

据传，宋嘉佑二年，苏轼参加科考，欧阳修是主考官。当读到苏轼的文章时为其才气所折服认为应该是第一名，但又觉得说这文章像是他的学生曾巩写的，担心会被人评议本人徇私舞弊，便改判成第二名。直到发榜时才晓得是苏轼已追悔莫及了。欧阳修《与梅圣俞书》：“读轼（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大文豪果然都有博大胸襟。科举入仕的到北宋后期占官员比例的四分之三甚至更多，这些都是出身寒门且综合素养极高的人，人才储备的充足使得宋代能出那么多耳熟能详的足以彪炳千秋的人物也就不奇怪了。

《宋史▪选举志》记载：“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古代的学习、考试内容和现在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说其他，古诗文在《语文》课本中的比重也是偏低的，再看看现代的学习和考试，古典诗词文章的学习比例已经降到很低的程度了，以2019年全国卷Ι高考语文试卷为例，总分150分的卷子古代诗文部分仅34分，作文60分肯定也没有古代诗词文赋什么事，不会出现考试时写一首七言绝句了事的事情，唐代诗人韩翃写了一首“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的诗，唐德宗看到这首诗后十分赏识，特赐其官职，因为一首诗而走上了人生巅峰的事情在现代的考核情势下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了。

       所以我们只能略带遗憾地说，时代变了，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内容之一的古典诗词文赋已经变得非常小众了。

其次再来谈谈书法。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独有的精粹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与汉文字结合最紧密的东西。文字发明之初并没有书法这个概念，但字体的演化与书写规范标准却也对国家的统治有根本上的需求，秦王朝灭六国统一后文字也跟着统一就是这个缘由。因而当时的文字以及书写具有很强的教化作用，李斯书写的小篆《会稽刻石》就有颂秦德、罪六国、明法规、正风俗的功用；三国魏正始二年由蔡邕等人书写的《三体石经》，是以《尚书》、《春秋》、《左传》（未刻全）为内容，有以弘儒训，以重儒教及校注释献内容与文字、书体之功用。

随着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很多晚期的功用已经被替代。除了文字的日常书写具备的实用性之外书法更多的是朝艺术方向去演化。如上所述科举制的推行对书法的促进是十分巨大的，书法是一门艺术，更是规范社会用字的手段。唐人有“行卷”风气，应试举人为添加及第的可能和争取名次，多将本人平日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前送呈有地位者，以求推荐，此后构成风尚，即称为“行卷”。“卷轴每幅为墨边十六行，一行不过十一字，字须端正” ，如果书法好就可以争得有地位者的好感，引起注重，得到推荐。正是因为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有唐一代楷书大家层出不穷。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取消了誊录制度，一手能博取主考官好感的书法无疑会给本人添加许多的筹码。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在其《画禅室随笔》里有这样的记载：“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 《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祝希哲置之眼角”。董其昌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衷洪溪在批阅其考卷时，按董其昌的文才本应名列第一，但嫌他考卷上字写得太差，就将第一改为第二，而把字写得比较好的董其昌的堂侄董源正列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遂后发奋学习书法而成就了一代大家。

清代王士祯曾说“本朝状元必选书法之优者”，仕子们必定要研究一番皇帝对书法的喜好，“顺治中世祖皇帝喜欧阳询书，而壬辰状元邹忠倚、戊戌状元孙承恩皆习欧阳书者。康熙以来，上喜二王书，而己未状元归允肃、壬戍状元蔡升元、庚辰状元汪绎皆法《黄庭经》、《乐毅论》者也。”最爱四处题字的乾隆皇帝更是“朝考殿试最重书法”，试卷书写一定要“黑、光、匀”，达到了重字不重文的地步。古代学子们从童蒙读书开始对于毛笔字的书写就不断伴随终身了，所以我们会惊讶于古代随便一封信札、一张处方甚至店铺流水账本上的书法水准随便拎出来都能羞煞现代很多苦练书法的人们。

西方硬笔的传入、电脑打字键盘及手机触摸屏的出现更是直接扼杀了毛笔的实用性，而使其彻彻底底地变成了一门很单纯的艺术。各阶段学生们的汉字书写水平也大不如前了，即便考试试卷上卷面整洁、字迹工整可以加分的一点点功用也完全和毛笔没有任何关系了，试卷上出现赏析江湖书法之类题目的事情也就见怪不怪了。

我们同样会略带遗憾地说书法也早已经沦为很小众的艺术了！

        二者的境况其实都是很尴尬的，本来更广泛的功用都萎缩、阉割了，那么一些如“重文轻技”

很传统且固执的观念也早就该改变了，同在一个体系内、同样的局限小众也就没有了孰优孰劣的问题，闽南俗语讲“龟笑鳖没毛”，二者兼能固然是最好，但能精其一也难能可贵了！

有点尬，字稍微有点感觉的时候被打断了，就不配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