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庭筠书风及其渊源考述

 

王庭筠作为金代中期的重要书法家，他对宋人米芾书风的追溯与突破，使之成为金代书法不可或缺的一环，由此金代书法风格趋向愈加多元化，这在当时崇唐书风的大环境下，尤能显示王庭筠书风的独到价值。本文通过王庭筠石刻与墨迹书法呈现，分若干层面考述其书风渊源，进而揭示金代中后期由宋上追魏晋的文艺复古倾向。

一、王庭筠其人其艺概说

“金源一代文学之彦，以黄华山主王子端先生为巨擘。”王庭筠，字子端，号雪溪，卜居黄华山，因号黄华山主，又作黄华老人，辽东（今辽宁盖州）人。王庭筠博学多才，大定十六年（1176）登进士第。初授承事郎，调恩州军事判官，再调馆陶主簿后，因赃罪去官，遂隐居黄华山寺。明昌三年（1192），经人推荐，王庭筠被召为应奉翰林文字。明昌五年（1194）八月，迁为翰林修撰。“（承安）二年（1197），降授郑州防御判官。四年（1199），起为应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1201），复为翰林修撰，扈从秋山，应制赋磨练，又天不假年，英年早逝。

《金史》言：“庭筠仪观秀伟，善谈笑，外若简贵。人初不敢与接，既见，和气溢于颜间。”王庭筠总体给人以殷勤、谦和的印象，可正是这种“少有可取极口称道，他日虽百负不恨”的一代文人，也有人格缺陷和本身不足，即襟度比较狭窄。赵秉文云：“王子端才固高，然太为名所使。每出一联一篇，必要时人皆称之，故止是尖新。其曰：‘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不免物议也。”曹宝麟先生据此认为，王庭筠“争胜之心过切，才名之累逾恒”，成为其致命弱点。与南宋几乎同时代的张孝祥一样，气局不够宽宏，难免会影响他们书法的气势。这也是王、张二人不得寿考的根本缘由。

除了书画杰出，王庭筠“文采风流，照映一时”，一生著作颇多。《王黄华墓碑》中记：“有《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传于世。”现均已失传，只要少数的篇章被零散地保存下来。近人金毓黻先生在《中州集》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共收录王庭筠诗四十八首，辑录在《辽海丛书·黄华集》中。王庭筠诗词造诣尤深，从成就上说，“高出时辈之右”。但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工险韵，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江西诗派”的影响。赵秉文的“故止是尖新”，以及王若虚的“东涂西抹斗新妍，时世梳妆亦可怜”，是对王庭筠诗词创作风格的批评。

王庭筠书画同样大多散佚，现存于世者，画作仅《幽竹枯槎图》一种；书法墨迹有《幽竹枯槎图跋》《李山画风雪杉松图卷跋》以及《王庭筠跋米芾〈研山铭〉》三种；石刻书迹则有《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碑》《博州重修庙学记》《黄华老人诗刻》等。由史料记载来看，王庭筠在文学史和绘画史上的地位要比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高。但王庭筠以纯正米芾风格的书法，在金代中期占有显要的地位，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书家。

王庭筠书法次要是承继米芾风格，那么他在承继米书上有没有标新之处？对此，大致有两种观点：其一，酷似南宫，未出米芾之藩篱；其二，由宋入晋，妙处不减晋人。

二、王庭筠书风评述的两种倾向

（一）追溯——“酷似南宫”

《博州重修庙学记》由王庭筠书丹而成。此碑《金石萃编》卷一百五十五有论，孙星衍曾录入其《寰宇访碑录》，包备五编著的《齐鲁碑刻》论此碑原在聊城，现下落不明。“考是时，庭筠父遵古实成庙学事，王去非记之，而令庭筠书之，故尤为得意。”“而庭筠酷似南宫，此书是也。”明人赵崡认为，此石刻充分体现了王庭筠书法的米书神韵。

《博州重修庙学记》刊刻于大定二十一年春（1181），楷书略有行书之意。王去非撰文，王遵古撰碑阴记，王庭筠书，党怀英篆阳额，李穀篆阴额，王世永镌，六人合作而成。在一般性碑刻引见中，往往略去王遵古、李穀、王世永三人，而被称为“三绝碑”。如钱大昕云：“东昌人谓之‘三绝碑’，三绝者，王去非文、王庭筠书、党怀英篆额也。”显然此三人声望及艺术水准要高出另三者。细观此碑拓，碑阳注释篇幅宏大，约二十八行，字较小，米意十足，稍显温润敦厚，无米书之凌厉气势；相反，碑阴同样篇幅，约十四行，每行33字或35字不等，字势变大，单字大约是阳文的四至五倍，势态开张，更接近米字。至于细节处，因碑漫漶严重，已不能详究。曹宝麟评曰：“（《博州重修庙学记》）神完气足，步骤纯粹依仿米元章，其水准远出米友仁之上。”曹宝麟评语并没有指明是针对碑阳书法还是碑阴书法，钱大昕评语相对更为精确些：“庭筠之父遵古，时为博州倅，以兴学自任。庭筠此书，结束殊无力，真可与米颠《芜湖县学记》抗衡。”钱大昕言此石刻“结束殊无力”，“结束”一词用得极为精当，是指结字的紧密。王庭筠字法依据米芾而来，欹侧纵长，上下舒展而两头紧束。“结束殊无力”触到了王庭筠之法的关键处。《苍润轩碑跋》则明白无误地指向该碑碑阴：“黄华老人此书，骎骎遂侵凌米颠，只欲与之分庭抗礼。虎儿在阶下，便当缩项尔。”此评语甚为高扬，称其与米芾近并行，米友仁远不及，这也是诸多评家的观点。当然也有不少不尽相同的看法。

清代叶昌炽《语石》云：“余初见《博州重修庙学记》，父撰而子书之。虽倩盼多姿，亦不无铅华修饰。”“倩盼多姿”是其长处，同时言明了此石刻书法的修饰之失。评价有褒有贬，较为客观。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评：“王世贞云：‘庭筠在金，与党（怀英）赵（沨）辈俱负能书名，行笔绝类南宫父子，正书稍存廉隅，虽筋骨不乏，而姿势远逊矣。’”马宗霍借王世贞之口对王庭筠书法进行评价，虽未明确针对《博州重修庙学记》而言，但指出了王庭筠正书的不足，“筋骨不乏，而姿势远逊”，无疑切中要害，是为中肯之言。清人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则明确针对《博州重修庙学记》：“此碑风骨磊落，有襄阳之劲秀而无其倾欹。”仅仅是王庭筠一铭石书，有多种见仁见智的不同评述。钱大昕、叶昌炽及王世贞等人的评价，其共同点是言明了王庭筠书法与米芾之关系。

王庭筠的另一铭石书迹《法华台诗》，同样遭到后人的关注。《论金代书学》一文中言：“其（王庭筠）现存书迹《法华台诗》，风神直逼米芾，用笔绝似米元章：米氏的特殊笔法，如横折勾右上角的塌肩，还有竖勾的陡起，都有明显体现。”王庭筠字势体态纤浓，欹斜险峻，却缺少米书那种动宕欹侧的气势。有观点认为，王庭筠学米书已至亦步亦趋之程度，特别是行书书法面貌几为纯正的米芾家法。传王庭筠为米芾之外甥，从侧面反映了王氏书法与米书的类似。然而，王庭筠之书虽以米芾为圭臬，刻意追摹，一直缺少米芾那种风樯阵马、体势纵横、洒脱不羁的神峻之风。

除了对王庭筠具体铭石书法的细节描述，从形而上的视角，就王氏与米芾书法之渊源，亦有不少精彩的评论。元好问云：“黄华书，如东晋名流，往往以风流自命，如封胡（谢韶）、羯末（谢渊），犹有蕴藉可观。”曹宝麟评价道：“谢家子弟，虽然功烈勋伐已不能与先人相比，但在破落之前似乎还保留着贵族的流风余习，足以骄人。这个不甚嘉尚的评价，窃谓对于王庭筠还是比较合适的。”元人王恽的评价比较接近：“予观公书多矣，曰黄华山主者，盖公中年笔也。其格调步趋，要本二主，气韵萧散，得元章之胜，劲厉初不逮之。然如王谢子弟，以生长见闻，犹足以超人群也。”袁桷曾评王庭筠：“黄华老人百一帖评品悉祖宝章，故其大字超轶抗衡。”又云：“黄华老人祖襄阳笔墨，至于平世不遇，卒至穷困流离，时使之然。使生元祐盛时，实不在米老下。”

古人评论褒扬有加，今人评价则更为理性，以曹宝麟评价具有典型性和客观性。就袁桷的“使生元祐盛时，实不在米老下”的品评，曹宝麟认为，假设毕竟是无力的，“王庭筠若生在元祐盛时，他的书法水准也难能胜过米芾。有关王庭筠的记载中未见其有保持精熟的米氏‘一日不书便觉思涩’之勤奋，次要的则是米芾的集古成家的战略并不为王氏所具备。我们只看到王庭筠唯以学像米芾为指归，这一心理形态已注定他不可能获得像米老那样一流书家的势能”。继而认为，“（王庭筠）毕竟是学米，虽说抗衡，毕竟已落在第二义了”。

通过历代书家对王庭筠书法的品评，可以看出，不论是针对王庭筠某一具体碑刻的细节评述，如《博州重修庙学记》《法华台诗》等，还是对王庭筠总体书风的笼统评价，大致可总结出两点：第一其总体特征是崇尚米芾；第二其未能超越米芾。对于尚米这一结论，尚有诸多历代文献加以佐证，如《金史》本传言：“书法学米元章，与赵沨、赵秉文俱以名家。”《中州集》卷三《黄华王先生庭筠》言王庭筠“文采风流，照映一时……子端诗文有师法，高出时辈之右。字画学米元章，其得意处颇能似之。”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167《王庭筠先生庙碑跋》中称：“王庭筠作行草，得海岳三味。”王庭筠宗法米芾是不争现实，在用笔、姿势、格调、气韵等各个方面，王庭筠均对米芾书法进行了深度承继，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而对于未能超越米书一说，历代书家则是见仁见智，众说不一。

总之，王庭筠作为金朝中期书家，在崇唐转向的大环境下，虽然书法一时难与米芾等量齐观，但依然坚守宋人书法，显示了其独树一帜的一面。

（二）突破——“妙处不减晋人”

王庭筠师米未能出其右，是一部分书家的看法。另一观点认为，王庭筠虽宗米极深，却能自成面貌。元好问在《王黄华墓碑》上说：

世之书法，皆师二王。鲁直、元章，号为得法。元章得其气，而鲁直得其韵。气之胜者，失之奋迅；韵之胜者，流为柔媚。而公（王庭筠）则得于气韵之间。

王庭筠不只仅局限于米芾一家，还上溯二王，以气韵兼备而过米芾及黄庭坚。元好问作为一代文宗和金代书法的终结者，此评介未必不具客观性。书法以王羲之为典范，后来书家皆取王右军书法一个侧面，如气、韵、神、品等。韵是晋人审美的最高范畴，南朝谢赫《画品》中提出“六法”，其一即是气韵生动。在元好问看来，米芾书法得气局乏韵，乏韵而显奋迅，黄庭坚得韵而少气，韵胜而过于柔媚。而王庭筠书法却在气韵之间，恰到好处。通过对王庭筠墨迹书法风格的分析，或能找到元氏评语的依据所在。

《幽竹枯槎图跋》是目前王庭筠仅存的三幅墨迹之一。此图跋全篇29字，行书，首尾布白相应，行距匀称妥当。用笔中锋、侧锋并用，点线丰腴厚实、凌厉妍美，绝少枯笔飞白。虽用米法，却不怒张飞扬，而是平稳劲健中显现出熟稔的笔路。笔触过渡自然，细细品读，耐人寻味。文中写道：“黄华山真隐，一行涉世，便觉俗状可憎。”由文意推测，此画作及题尾可能作于王庭筠隐逸复出之后，因而作品“颇有隐逸之士的冲淡意味”，似乎可以感遭到作者书写时的平静心境。显然王庭筠此作，已脱去了米芾刀砍斧凿的纵横之气，一股委婉温婉、雍容平和的气味扑面而来，显得蕴藉可观。

王庭筠另一墨迹《李山画风雪杉松图卷跋》同样取法米芾。题跋全文61字，行书略带草意。通篇行笔疾速，用笔轻重对比明显，侧锋较多，有连绵之势，一气呵成。但字与字、行与行之间揖让呼应自然，相安相得。虽不及《幽竹枯槎图题尾》中庸，但变化亦在法度之中。读其诗文，能领略书者那种逍遥世外、怡然自得的心境：“绕院千千万万峰，满天风雪打杉松。地炉火暖黄昏睡，更有何人似我慵。此参寥诗，非本色住山人不能作也。黄华真逸书，书后客至曰：‘此贾岛诗也’。未知孰是。”此诗虽不是王庭筠所作，但诗中所传达出的简远超逸、自得自足的意境却契合了书写者的心境。故诗后又记：“非本色住山人不能作。”诗文、书法、心境三者已浑然一体，不分彼此。

王庭筠《李山画风雪杉松图卷跋》

王庭筠此卷跋没有注明书写时间。曹宝麟认为，《李山画风雪杉松图卷跋》“因出现‘黄华真逸’之号，时间应与《幽竹枯槎图跋》相先后”。细品诗文内容及全篇气味，感觉不及《幽竹枯槎图跋》意味冲淡、中庸，书写时间应是在王庭筠仕途遭挫退隐之后，较《幽竹枯槎图跋》要稍早些。曹宝麟又言：“（此卷）笔意在苏、米之间，可以看作是其成熟期书风的代表作。”此墨迹属王庭筠代表作应无异议，若要说其书风在苏、米之间，却需细心推敲了。王庭筠一心向米，在其作品中米意十足，却难寻苏轼之风。当然这仅有的“米意”已由凌厉变得温润，呈现出了由黄华山赋予的山林之气。

王庭筠《重修蜀先主庙碑》

王庭筠所留墨迹，均为行草书，表面上看与米芾风格相仿，似乎没有脱开米书的笼罩，但并没有被米书所左右，而是具备了本身独特的风格特征。

三、王庭筠书风渊源考述

就王庭筠书法而言，其价值不只在于对米书的深度承继上，还在于他的汲古出新上。

（一）良好的家学渊源

王庭筠宗米之缘由，往往被落脚于他与米芾的“甥舅”关系上，至今仍在一些著作或文章中见到此种注解。追根溯源，这一说辞可能源于明人解缙的记载：“庭筠，南宫之甥，其书法传子澹游至张天锡。”解缙为何会有“王庭筠是米芾外甥”之说，不得而知。米芾生于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王庭筠约生于1151年，二人生辰相差了刚好一个世纪，只此一点二人难成“舅甥”关系。

王庭筠出身于有着深厚的汉文化传统背景的士人家庭。其祖上为久在辽东之地生息繁衍的“东夷”望族，王氏家族至王庭筠父亲王遵古时，即有了显赫的名声，王遵古是金朝正隆五年（1160）进士，被尊为“辽东夫子”。因而王氏作为一个官宦世家，在当时甚至整个金代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声望。《王黄华墓碑》载：“（王遵古）文行兼备，潜心伊洛之学，言论皆可纪述。明昌应诏，有昔人君子之目。”王遵古不但有良好的人格道德修养，在政治地位上也较为显赫，与金朝皇族有着密切联系。金章宗曾称其言：“王遵古，朕之故人也。”王庭筠两兄长王庭玉和王庭坚亦有文名。不难想象，其自幼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必然会具备良好的文学素养。故王庭筠“六岁闻父兄诵书，能通大义”亦在情理之中了。

《王黄华墓碑》另外记载：“太师南阳郡王张公浩之外孙。”知王庭筠外公为张浩。张浩，字浩然，辽阳渤海人，家世贵显。“天会八年（1130）赐进士及第，授秘书郎。”张浩家世显赫，以门庭显贵而进仕途，官居高位。《中州集》载道：“以门资仕，扬历中外，遂升端揆，进拜太师，封南阳郡王。”卒于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张浩有五子，曰汝为、汝霖、汝能、汝方、汝猷，其中张汝霖官至平章政事，张汝为官至河北东路转运使，张汝方、张汝猷俱至宣徽使。

明昌元年（1190），金章宗谕旨学士院曰：“王庭筠所试文，句太长，朕不喜此，亦恐四方效之。”又谓平章政事张汝霖曰：“王庭筠文艺颇佳，然语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难改也。”品尝金章宗的两段话，有褒有贬，贬中带有褒扬的意味，褒其才而贬其文句不健。再看此段话的接受对象，有学者认为，金章宗显然晓得王庭筠与张汝霖的甥舅关系，才出此言的。又过两年，或许王庭筠文句功夫长进了，被“召为应奉翰林文字，命与秘书郎张汝方品第法书、名画，遂分入品者为五百五十卷”。张汝方作为王庭筠舅舅，带领王庭筠在野中品定书画，作为遣心于书画一脉的士人，能无机会见到秘府所藏的前贤墨迹、法帖、绘画珍品，于他的艺术修养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艺术眼界洞开，高于常人之上，皆是顺理成章。这种良好的氛围和特殊的经历，对王庭筠书法绘画水平的提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庭筠出身于以儒学为宗的传统文人世家，为他在文学特别是在书法上的出新奠定了良好的根基；“且其于章宗内府鉴定法书名画，大量北宋中秘所藏的真迹墨宝使其开阔了书学眼界，为其提供了更多的取法依据。王庭筠以追摹晋唐书风求变，试图冲破米芾书法的藩篱，正是因为其在学书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师法晋唐的重要性，故此构成了其书学的复古倾向。虽然这种恢复晋唐书风的主张尚不成熟，但是已经初露后世书坛复古之风的端倪”。

（二）对同时代人的博观约取

王庭筠书法除了远师米南宫外，对本朝书家同样多有汲取。稍前者有吴激，王氏因师米而间接遭到吴激影响，继而对任询、党怀英、赵沨等诸名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承继。

其一，王庭筠对吴激书法的间接取法。从王庭筠宗法米芾的角度讲，其很大程度上是遭到吴激的影响。与蔡松年并称的吴激，作为米芾之婿，书画上得米芾真传。其仕金被留后，将米芾书画观念带入刚建立不久的金国。米芾书法自然同苏轼一样，在“苏学盛于北”的文化环境下，成为金朝初期书法效法的对象，并风行一时。延续至金代中期，虽然师法宋朝的风气有所转变，渐渐地由师宋转变为崇唐，但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这种艺术思维定式不可能短时间内迅速转变，自然会在一部分文人身上保留并得以体现，王庭筠就是其中典范代表。这是王庭筠师法米芾的时代渊源。此外，据明人宋濂记载：

而彦高（吴激）与子端（王庭筠）之父遵古游，尤号前辈。今观其劳问酬答，所以敦忘年之契甚至，此在二公（吴激和许子靖）固为盛德，而子端文采蕴藉为一时之所景尚者，于斯亦可概见矣。

可见吴激与王庭筠之父王遵古素有交游，且以前辈自居。王庭筠所传墨迹中无不透露着米芾书体风格特征，其学米已得之精髓。换句话说，米芾书风之所以能时隐时现地贯穿整个金朝，王庭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还将米芾一脉的书风，于金代中期推到了巅峰，成为金代书法黄金时期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而使得金代中期书风因加入米芾风格而愈加趋向多元化。所以，王庭筠间接对金朝前期吴激的师法，成就了他对米芾书风精髓的把握，这使他首先成为北宋米书在金代延续的代言人，为他接下来脱开米芾风樯阵马之意味，并最终构成蕴藉温婉的本身风格奠定了基础。

其二，王庭筠对赵沨的承袭。王庭筠对赵沨的师承，次要体现外行草书体上，文献已有明确记载。明人胡翰云：“子端在金源，事章宗为翰林修撰……各擅所长以名家。子端行草则取法黄山，能变而之古者也。”实际上，被赵秉文称为“正书体兼颜、苏，行草备诸家体”的赵沨，仅有楷书传世，因而对赵沨、王庭筠二人之间行草书的师承，只能依据文献记录来断定，无法从字迹风格上来审视。然赵秉文继言：赵沨的行草书备诸家体外，“其超放又似杨凝式，当处苏、黄伯仲间”。因而或许可以间接推断王庭筠行草书与苏、黄之间的承袭关系，即王庭筠行草书师法赵沨，赵沨行草书风“处苏、黄伯仲间”。如此一来，即便赵沨无行草书传世，亦可推断王氏行草书可能会遭到苏、黄风格影响，从而具备苏、黄之意味。这似乎从王庭筠《黄华山居诗》中得到些许迹象。

曹宝麟则认为，王庭筠书风的丕变，除了隐士的冲退之外，另一缘由即是受赵沨的影响。同时又指出：“王庭筠自书学而言，最远亦不出北宋的范围。”理由是王庭筠学赵沨，而赵沨之所以近苏是因为学伪作怀素书之故。袁桷云：“怀素书，多才翁兄弟所书。至明昌诸贤，尤竞习此体。”如此一来，因为取法的缘由，似乎限制了王庭筠行草书的格调，只要“其楷书似可以追唐人”。

其三，王庭筠书画遭到任询、党怀英的影响。为人慷慨多大节的任询，“书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评者谓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然王庭筠独以其才具许之”。此为王庭筠与任询关系的记载。对任询书风第一、画入妙品的评介，王庭筠并不以为然，对他来讲，任询的才情才是他最敬重的。党氏长王庭筠近二十岁，且无论政治地位还是文坛影响，都要比王氏高出一截，因而王氏对党氏书法的承袭亦合情理。《苍润轩碑跋》曰：“黄华行书全学南宫，史言老人仪观秀伟，善谈吐，胸次不在元章下，观之信可。”

王庭筠对前人书法的承继，可谓纷繁芜杂，呈多向性，除了同时代书家外，追根溯源直至宗唐入晋。《陵川集》卷九《书黄华涿郡先主庙碑阴》诗中云：“书法二王作真行，得意韵胜如时花。”据此可知，王庭筠书法兼取王羲之父子、张旭、柳公权诸家。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167《王庭筠先生庙碑跋》中称：“王庭筠作行草，得海岳三味，此书乃楷笔，杂有张从申、柳诚悬风骨，而小米意运之，遒逸疏朗，亦可贵也。”取法如此广博，同任询相类，几乎是集古成家，只守米芾而不出新，并非王庭筠本意。袁桷在《清容居士集》中载：“……黄华老人百一帖评品悉祖宝章，故其大字超轶抗衡。”

（三）书与画的相互影响

作为金代最有名望的文学家之一，王庭筠有“百年文章公主盟”之誉。略小几岁的赵秉文曾作《寄王学士子端》诗：

寄语雪溪王处士，年来多病复何如。浮云世态纷纷变，秋草人情日日疏。李白一杯人影月，郑虔三绝画诗书。情知不得文章力，乞与黄华作隐君。

诗中传达出了很多信息。在世态纷变、人情日疏之时，赵秉文仍念及因落魄而隐居黄华山的王庭筠，这种情感的抒发，与其说是对王氏诗、书、画三绝的推崇，不如说是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是对王庭筠人格的崇敬。当然，赞誉王氏的并非赵秉文一人，与其交游的文人儒士皆对其推崇有加。《金史》本传曰：“从游者如韩温甫、路元亨、张进卿、李公度，其荐引者如赵秉文、冯璧、李纯甫，皆一时名士，世以知人许之。”

评者尝谓任询诗、文、书、画四者之关系：“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其实对于受任询书画影响最大的王庭筠而言，他的诗书画成就，也许最为符合这一评价。姑且不论其文，就书法与绘画来讲，王庭筠之画及其在绘画史的地位及影响，远高于其书法。其绘画成就多见于史书及现代著作，如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书中对王庭筠画做详细引见。大多著作中多以画家论之。细究王庭筠书与画，有诸多相通处，元遗山曾赋诗《王黄华墨竹》：“千枝万叶何许来，但见醉帖字欹倾。君不见忠恕大篆草书法，赵生怒虎噀墨成。至人技进不名技，游戏亦复通真灵。”王庭筠墨竹，皆似郭忠恕的大篆草法，以书入画，且不以技进为标榜，如今人所说：“可证他的画法，有的从书法中来。今传王庭筠的《幽竹枯槎图》，笔法潇洒，与汉族文人画同出一辙”。[刘祁在《归潜志》中也理清了王庭筠书画之间的关系，且给予了较高且客观的评价。可见王庭筠书与画之间的相互影响。

结语

王庭筠书风之于金代有如此广泛影响，最根本缘由是对米芾书风的追溯与突破，从“未出米芾之藩篱”到“妙处不减晋人”，先是对米书的追溯与承继，后对米书汲古出新，逐步构成本身面目，将米芾沉着痛快的凌厉书风变得沉稳蕴藉，并渐有向委婉、清雅的魏晋书风转向的趋势。这是王庭筠书法不同于米芾风格的创新之处，也是王庭筠之于金代书法的意义所在，使得金朝书风由崇唐向经宋追晋的多样化转变。王庭筠此种书风的成因，表面上看在于其良好的家学传统以及他对古代传统与同代人的广涉博取，根源则是金代中后期至元代初期文艺思潮逐步呈现复古魏晋的一种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