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鸣钟是一种能按时自击，以报告时辰的钟。有时亦泛指时钟。明代《五杂俎·天部二》中记：“西僧利玛窦有自鸣钟，中设机关，每遇一时辄鸣。”清代《檐曝杂记·钟表》记：“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
公元1580年，西方传教士罗明坚将自鸣钟传入中国。公元1600年，吉安然制“通天塔”（自鸣钟），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两位耶稣会会士罗明坚与巴范济在一次与广东总督会面的珍贵机会中，送上了一座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西洋自鸣钟作礼物，换取了他们在肇庆长达四、五个月的特殊居留恩许，为随后而来的利玛窦等天主教传教士于明末的活动创造了条件。利氏在1582年到达澳门，后几经波折于1601年来到北京，在他呈给万历皇帝的献礼中，就包括了两件自鸣钟。从此，自鸣钟正式进入中国宫殿。
到了清朝，康熙对西方科学技术抱有极大的热忱，对自鸣钟亦十分喜爱，曾多次为其作诗。
咏自鸣钟
巧制符天律，阴阳一弹包。
弦轮旋密运，针表恰相交。
晷刻毫无爽，晨昏定不淆。
应时清响报，疑是有人敲。
1天律为天时变化的节律。在《喜霁赋》写：“肃有祷于人谋兮，反极阴于天律。”
2阴阳为律吕。《周礼·春官·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按阳为律，阴为吕。汉 贾谊 《新书·六术》：“声音之道以六为首，以阴阳之节为度……是以声音之器十二钟，钟当一月，其六钟阴声，六钟阳声。”
3晷刻为时辰、时间。在《梁书·贺琛传》记：“﹝琛﹞每见高祖，与语常移晷刻，故省中为之语曰：‘上殿不下有 贺雅 。’”
诗中所写的自鸣钟位于圆明园内慈云普护西北方向，为三层六角楼阁，无额，因中层楼上向南镶嵌一架西洋大自鸣钟而得名。楼顶有一铜凤试风旗，为雍正三年安设。慈云普护建自康熙朝后叶，初称涧阁，胤禛“园景十二咏”即有涧阁诗目。雍正初年圆明园拓建升格为御园时，正南建立宫门，取向明出治之意。正殿居地方，以建皇极八方拱向。
圆明园四十景图-慈云普护
慈云普护盛时平面图
康熙帝还在养心殿造办处增设了修理及制造自鸣钟的作坊，从此由中国宫廷到民间，机械钟表的流行和制造逐步展开。
自鸣钟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开始就很准。按照《中国近代机械计时器的晚期发展》（戴念祖）的说法，明朝阶段，耶稣会带入中国的自鸣钟是中世纪重锤驱动钟的改良品种，日误差十五分钟以上。从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开始传入中国的钟表可能为误差较小的惠更斯型。康熙二十年（1681年）前后，带擒纵器和发条（或游丝）的准点钟表才现身。也就是说，在康熙时代，相较于日误差在1分钟到20秒之间的漏刻，自鸣钟终于拥有了在精准度上的优势。
到了乾隆时期，自鸣钟与铜壶滴漏均刊于《皇朝礼器图式》，被共置于交泰殿，但是《清稗类钞》记载：“交泰殿大钟，宫中咸以为准。殿三间，东间设刻漏，一座几满，日运水斛许，贮其中。乾隆以后，久废不用。”说明次要用以计量时间的是自鸣钟。
自鸣钟最大的劣势显然是价格，不过乾隆帝对钟表的热情愈加高涨，他下令每年订购价值高达三万两到六万两的顶级钟表。据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的海关文献记载：当年由粤海关进口大小自鸣钟、时辰表、嵌表鼻烟壶共一千零二十五件。《中国科技术史》中记：“一盘香可用二十四小时，所费不过三文”，由于对外贸易的添加和本土造钟业的发展，钟表的价格在清代或许有所下降，但仍然和最便宜的计时器“香”相差甚远。《中国漏刻史话》记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自鸣钟的次要流通范围仍是宫廷内部与官员之间，自鸣钟对于百姓的影响更多是在观念上，随着钟表的流入，“分秒时”的西方计时体系也渐渐在中国普及开来。
《钦定大清会典·卷八十一》用西方计时系统解释了传统的计时系统：“凡侯时，皆准以昼夜。周日十二时，时八刻，刻十五分，分六十秒。”最迟从光绪开始，北京同时使用两套计时系统，本土的时辰、刻和西方的分秒时。而暮鼓晨钟仍然要按传统的更筹计时法敲响——规定日出前的二刻半为旦，日落后二刻半为昏，自昏至旦的时段为夜刻，夜刻则被平分为五更，每更又分为五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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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圆明园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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