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康熙皇帝之前，活到70虚岁的皇帝屈指可数，其中一位就是汉武帝刘彻；在位时间也数汉武帝最长－-整整54年。与秦始皇、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相比，只要明太祖比他多活了一岁，但当皇帝的时间比他短得多。不过，这位皇帝的晚年并不如意。
在武帝时期，汉朝先后灭东瓯、南越、闽越、朝鲜，开西南夷，击败匈奴，设河西4郡，通西域，奠定了汉朝极盛疆域的基础。他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完全消除了割据的要挟，大大加强了地方集权。他亲身指挥堵塞了长期众多的黄河决口，使黄河恢复故道；兴建水利，扩大农田；修建了通向西南、西北边疆的道路。
汉朝出现了开国以来最强盛繁荣的局面，武帝的功业也达到了巅峰。但在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受任何约束的条件下，延续数十年的帝位使武帝本来就存在的好大喜功、挥霍浪费、迷信鬼神、刑法严酷等缺点在他晚年恶性膨胀，形成了严重的后果。
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国库中的钱财已经非常充足。陈粮还未用完，新粮又入库了，结果陈陈相因，粮食腐烂而不能食用。大量的铜钱放在仓库中长久不用，串钱的绳子烂了，铜钱散落无法统计。
但这些由上千万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一年年聚集起来的物资很快就被武帝消耗完了，因为无论是和平、筑路、建城、移民、治河，都需要大笔开支和大量人力，而且由于原来的粮食生产者成为消费者，重生产的粮食必然会减少。随着阵线的延长和疆域的扩展，粮食输送的距离越来越远，成本高得惊人。
因为从东部产粮区至北方和西北边疆只能依靠人力或畜力在陆路运输，在遥远的路途中人和牲口本身就要吃掉大量粮食和饲料，能运到的是极少数。据主父偃统计，秦始皇时从今山东半岛渤海沿岸将粮食运往河套，结果是“三十锺而致一石”，到达目的地的粮食是输出量的1/192。
汉朝的水平大致相同，而目的地更远达云贵高原、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甚至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武帝曾调集10万人到朔方筑城据守，将关东72万贫民迁至西北，征60万士兵去边郡屯田，数万人向西南夷筑路，安置数万匈奴降人，这些人员至多在最后阶段必须完全由政府供应粮食和必需的生活、生产物资。
武帝封张汤的儿子为汉中太守，担任开褒斜道。几万人筑成了五百余里道路，固然距离较近，交通方便，但褒水、斜水都十分湍急，水浅多石，从褒水向关中又是溯流而上，根本没有办法行船。关中花了十几年才开成的龙首渠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益，“未得其饶”。
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亲身掌管堵塞了众多23关中上马的工程有灵轵、成国、沛渠，汝南、九江（今淮河南北）引淮水，东海郡（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引钜定泽，泰山下引汶水，规模都有万余顷，其他小规模的工程更是不计其数。
这些工程中，像成国渠和以后建成的白渠是成功的，发挥了长期效益，但多数只是应付政治任务，劳民伤财。如在朔方开渠，花费上亿，却毫无成效。
在这种气候下，齐人延年提出了一个更惊人的计划：将黄河引入匈奴地区，关东再也不会有水灾，匈奴不战自灭。武帝的头脑还算清醒，虽然对延年的气魄颇为赞许，表扬他“计议甚深”，却没有采纳。
如果说水利工程多少还无为百姓着想的成分，那么另一些花费就纯粹出于武帝的个人需要了。如武帝给功臣、将士、宠幸的赏赐不计其数，元朔五年赐卫青军黄金二十余万斤，元狩四年赐卫青、霍去病黄金50万斤，骗子栾大一次就获赏黄金10万斤。
当然这些“黄金”并非真是金子，可能只是纯度高的铜，但即便如此，价值也是巨大的。至于对“外国客”和“使者”的接待和赏赐，是作为意义严重的政治任务来对待的，自然更是不算经济帐了。武帝在关中大建宫殿楼台，在各地四处建离宫别馆。
他先后建了甘泉宫、柏梁台、承露仙人掌等，所谓仙人掌是用铜制的巨盘，高二十丈，大7围，耗费可想而知。以后又在长安建飞廉、桂馆，在甘泉宫建益寿、延寿馆，通天台，扩建甘泉宫。
有的浪费是制度形成的，但数额巨大。根据汉朝的惯例，皇帝登位后就开始卜地修陵，所以属皇帝私产的“少府”，以年收入的1/3修陵。由于陵墓工程浩大，在位时间短的皇帝往往等不到完全修好就死了。武帝在位时间长达54年，到后来陪葬品已塞满陵中，无法再容纳每年新添加的部分，但这种制度又有谁敢改变呢？
武帝的挥霍浪费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迷信和虚荣有关。如元封元年（前110年）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就被认为是“存亡继绝”的大事，是“受命于天”的意味。主管天文观测、国家历史和档案的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迁之父）没有能躬逢其盛，竟一病不起。但武帝更多进行的是求仙、求长生不老药、炼黄金术和满足个人的愿望。武帝即位之初就特别敬重鬼神，于是一伙骗子也应运而生。
首先出笼的是深泽人李少君。他本是深泽侯家的医生，不断自称70岁，能以意志使物体改变和长生不老，并经常留下一些金钱和衣食。大家见他从来不治产业却如此富裕，又不晓得他的来历，更相信他是异人，争着侍奉他。
有一次在武安侯的宴会上遇见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说已经与老人的祖父在某处玩耍，老人小时候的确随祖父到那里去过，还记得，在座的人大吃一惊。他见武帝时，看到旁边放着一件旧铜器，就说：“这是齐桓公十年放在柏寝的。”武帝一看上面的铭文，果然是齐桓公时的器皿，宫里人都以为他是几百岁的神仙。
他向武帝建议“祠灶”（祭灶神），说这样就能“致物”（按意志使物体改变），丹砂就能变成黄金，使用黄金制成的饮食器皿就能益寿，这样就能见到海上的神仙，再封禅就能不死，像黄帝一样。他说：“我曾在海上遇见安期生，他给我吃的枣子大如瓜。安期生是仙人，住在蓬莱，但高兴时就见人，不高兴时就隐而不见。”
武帝对他十分尊崇，亲身按他的办法祀灶，派人入海见安期生，用丹砂炼黄金。后来这位仙人病死了，武帝以为他不会死，只是化去了。于是齐、燕一带的方士愈加活跃了。
第二年，武帝在鼎湖宫病得很厉害，医生、巫师都没有办法医治。有人推荐上郡有位巫师能召神君驱鬼治病，就想让他将神君请到甘泉宫，问有什么办法。巫师传达神君的话说：“天子不必为病担忧，稍好一些就到甘泉宫来与我相见。”
武帝去甘泉宫后，病果然好了。以后就在甘泉宫专门建立了神君寿宫，听说神君（太一）来时有太禁、司命等随从，但都住在帷中，见不到相貌，只听见声音，与人差不多，凡是都通过巫师联络。武帝要见神君时，先得沐浴斋戒，然后才能进去。武帝将神君说的话记下来，与一般人说的没有什么不同，武帝却深信不疑。
从元狩元年开始，武帝外出祠神、求仙、巡游、封禅共29次，行迹北至朔方北河（今内蒙古黄河），南至九嶷山附近（今湖南南部），西至安定、北地（今宁夏、甘肃东北一带），东至辽西（渤海北部沿岸）。元封元年至泰山封禅，沿着渤海到达碣石山（今河北昌黎县境），花了4个多月。第二年的巡游长达5个月。
可以想象，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这样“千乘万骑”“舳舻千里”的长途、长时间巡游，会耗费多么大的人力和物力，又会给各地正常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武帝实行严刑峻法，任用酷吏，不断添加反抗手段。如张汤、赵禹等秉承武帝的旨意，在原来比较宽松的法律上添加了很多新的罪名，如“见知故纵”（晓得情况故意不举报、放纵）、“监临部主”（下属犯罪，负有监察责任的上级连坐），减轻犯“深故”（蓄意使用重刑、故意将无罪判成有罪）官吏的处分，加重对“急纵”（轻率释放）罪的惩办，使一般官员宁滥不漏，谁也不敢冒灭族的风险为“囚犯”申冤。律令添加到359章，其中“大辟”（斩首或腰斩）有409条、1882项，可以比照死刑处理的事例有13472项。
元狩六年（前117年），张汤甚至创造了“腹诽”（肚子里说坏话）罪，并据此将位居九卿的大农令颜异判处死刑，使之成为案例。另一位酷吏杜周担任廷尉时，“诏狱”（国家监狱）中的在逃犯大量添加，其中二千石级别的官员经常不下百人，各郡上报廷尉的案子每年有一千多件，大案涉及数百人，小的也无数十人，远的数千里，近的也有几百里。
本来，在文帝时就取消了肉刑，以笞刑代替劓（割鼻子）和斩左脚趾。以后因为笞刑还是不断将人打死，几次减少了笞数，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又做了更具体的规定：笞刑的刑具长5尺，宽1寸，厚半寸，用竹片，两头的节要刨平，只许打在屁股上，最多打200下，打的过程中不许换人，打完一名犯人后才能换。但实际上，酷吏根本不恪守这些制度，“榜掠千数”，法外施刑或采用各种酷刑逼供的比比皆是。
就是对大臣和亲戚也是如此。元狩二年李蔡继公孙弘任丞相，五年有罪他杀；严青翟继任，元鼎二年有罪他杀；赵周继任，五年死在狱中；石庆继任，太初元年病死；公孙贺继任，征和二年死在狱中；刘屈氂继任，一年后就被腰斩。31年间的6位丞相，只要石庆一人善终。
石庆是汉初功臣、著名的“万石君”（本人和4个儿子都是二千石级别的官员）石奋之子，为人极其小心谨慎。他当太仆时为武帝赶车，武帝问他拉车的有几匹马，他数了一遍后才报告说是6匹。但石庆退职时也多次遭到武帝谴责，差一点他杀
公孙贺是武帝当太子时的下属，又娶了卫皇后的姐姐，是武帝的连襟。但听说要拜他为相，吓得连连叩头，痛哭流涕，不肯接受相印，说：“臣本是边远鄙人，靠鞍马骑射当了官，不是做丞相的材料。”武帝与左右见他如此伤心，也感动得都流下眼泪，忙叫左右将他扶起。公孙贺不肯起来，武帝起身走了，他无可奈何，只得接受。
后来他儿子太仆公孙敬声擅自动用了1900万军费，关在监狱，正好武帝下诏追捕阳陵人“大侠”朱安世，公孙贺自动请命，如能捕获，则请求释放儿子，武帝同意了。公孙贺果然将朱安世抓获，朱安世晓得是公孙贺想以他为儿子赎罪，就从狱中上书，控告公孙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派人行使巫术，以恶毒的言语诅咒武帝，在去甘泉宫的驰道上埋下意味武帝的偶人（小木人）。
武帝令有关部门审讯，将公孙贺父子在狱中杀死，并灭族，武帝两位女儿阳石、诸邑公主，卫青（武帝的姐夫）的儿子、卫皇后的外甥卫伉等都被杀。
公孙氏和卫氏因骄奢犯法完全可能，但要咒武帝早死却是万万不敢的，这当然纯粹是一起冤案。这一点，连武帝心里也不是不明白，所以在诏书中公布他的罪行都是贪污受贿，不顾百姓死活，擅自改变政策，加重百姓负担等方面，而对要害的“巫蛊”罪只含糊不清地提了一句“又诈为诏书，以奸传朱安世”。
继任的刘屈氂死得更惨。他是武帝的庶兄中山靖王之子，公孙贺死时他还在涿郡太守任上。从陈平、周勃以后汉朝已不设左右丞相了，此时武帝却任命刘屈氂为左丞相，而将右丞相位置空着，“以待天下远方之选”（等待更合适的人）。
这一措施既可以解释为武帝对宗室的谦抑，也可以理解为对刘屈氂的预防，但刘屈氂看来毫无察觉，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被“亲亲任贤”、封侯拜相的他，一年后就步了公孙贺的后尘。
当年秋天就发生了太子杀江充后起兵的事件，虽然刘屈氂最终指挥军队反抗了变乱，却已经得罪了武帝。当太子发兵进入丞相府时，刘屈氂“挺身逃”，连印绶也丢了。长史在报告武帝时替他掩盖，说“丞相为了保密，没有敢发兵”，武帝大怒：“事情已经到了这一地步，还保什么密？”后来因为覆盎门的值班官员田仁没有截住太子，刘屈氂要杀他，御史大夫暴胜之说田仁是二千石级别，不能擅自处死，应该先请示。
武帝又大怒，将暴胜之抓起来责问，他惶恐他杀。刘屈氂虽一时无事，但武帝在表彰“元功”时对他毫无表示。实际上，在武帝对儿子的死悔恨不已时，这位“平乱”的统帅迟早是要成为替罪羊的。
第二年初，李广利出师匈奴，刘屈氂到郊外饯行。李广利建议他应该争取早日立昌邑王为太子，等太子继位后就可高枕无忧了。昌邑王是李广利的外甥，而李、刘二人又是儿女亲家，刘屈氂当然满口答应。但还没有等他有任何举动，内者令郭穰已经揭发丞相夫人让巫师到社祠用恶言咒诅武帝，丞相本人与李广利一起在祠庙祷告，想让昌邑王当皇帝。
有关部门要求对刘屈氂夫妇审讯，很快定下了大逆不道罪。武帝下了一道史无前例的诏令：将刘屈氂装在“厨车”（装食品的小货车）上，押到东市当众腰斩，刘妻在华阳街斩首示众。武帝对这位侄儿和现职丞相如此狠毒，显然并不只是为了子虚乌有的 “巫蛊”。
太史令司马迁因为李陵辩解获罪，据他给任安的信中所说，在逃期间“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垂”（手脚被绳索捆绑，身上套着木枷，被剥光衣服，用木棍和竹板打），以后又受“腐刑”。这还是从轻处罚，比起那些被腰斩、灭族的人来已经侥幸多了。
大的暴动无数千人参加，首领往往称王称将，攻城略地，取走仓库中的武器，释放监狱中的罪犯，或抓住郡太守、都尉，或将其杀掉，还向四周的县筹集粮食。武帝派出酷吏，调动军队，连续几年加以反抗，但此伏彼起，杀不胜杀。
武帝又颁布“沈命法”：“群盗”四起不发觉，发觉了而没有全部抓获，二千石以下到最低级的官吏一律处死。这样一来，地方官干脆不上报，上下互相隐瞒，实际上“盗贼”越来越多。武帝初年全国已有约3600万人，到末年只剩下3200万，由于流亡严重，在籍户口减少了一半。
武帝虽然贵为天子，个人生活却并不幸福。他的第一位皇后陈氏，是汉初功臣陈婴的曾孙女，又是武帝的姑母、长公主刘嫖的女儿。武帝能被立为太子，刘嫖是出过力的，所以等武帝一即位，这位太子妃就被立为皇后。
陈皇后仗着长公主的权势擅宠骄贵，本人十多年生不了孩子，听说卫子夫得到武帝宠幸后，几次想陷她于死地。武帝大怒，元光五年（前130年），当有人揭发陈后在背后用巫术咒诅他时，他就下令彻底清查，将替陈后作巫术的妇女楚服等三百多人杀了，陈后被废送入长门宫。
卫子夫本来是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家的歌女，被武帝在平阳公主家看中带回宫中的，但进宫后就被武帝忘了。一年多之后，武帝选一些无用的宫女出宫，卫子夫哭哭啼啼请求放出，武帝见她可怜，就留在身边，结果给他生下了3个女儿。元朔元年又生了太子刘据，卫子夫被立为皇后。
卫子夫的哥哥卫长君、弟弟卫青和外甥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以后霍去病立功封侯，卫青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娶了平阳公主，卫氏有5人封侯。
但生了太子几年后，卫皇后色衰失宠，武帝又爱上了来自赵国的王夫人和来自中山的李夫人，可是两位夫人都年轻早卒。李夫人本是舞女，武帝一见钟情，死后怀念不已，让人画了她的像挂在甘泉宫。方士少翁用法术让武帝见到李夫人的抽象，却可望不可即。武帝更感悲切，亲身作了一篇悼亡赋。但之后，李夫人的弟弟有罪、哥哥李广利投降匈奴，李氏被灭族。
晚年的武帝在巡游过河间郡时，又得到一位“奇女”赵氏，封为婕妤，大受宠幸。武帝62岁时，她怀孕14个月后生 下一子。
对晚年武帝最大的打击，是由江充一手炮制的“巫蛊” 冤案。
江充是赵王的上等门客，为了报赵太子丹杀其父兄之仇，到长安告了御状。武帝将赵太子定罪处死，江充得宠，被封为“直接绣衣使者”，担任督察首都特区的治安和查禁贵戚近臣的违法行为及超标准享受。当时权贵不守法纪的现象很严重，江充征得武帝同意，将一批违法的近臣贵戚的车马没收，让他们去北军报到，参加征伐匈奴，又禁止他们进宫求情。
他们的子弟十分恐慌，向武帝请求交钱赎罪，一下子收到数千万罚款。武帝认为江充为人奸佞，奉法不阿，对他言听计从。江充在皇帝公用的驰道上发现了馆陶长公主的车队，立即查问，公主说是奉了太后的诏书，江充说：“只要公主可以通行，其他车马都不许通过。”将其余车马都上报没收。
江充随武帝在甘泉宫时，见到太子属员的马车在驰道上行走，扣留后送交主管部门处理。太子闻讯后，派人向江充说情：“不是舍不得车马，实在是不想让皇上晓得，怪我没有管教好下属，请江先生饶了他。”江充不听，照样报告武帝。武帝称赞他：“当人臣的就该如此。”从此，对江充愈加信任。
武帝在甘泉宫中得病，江充见他已年老，怕死后被太子报复，就上奏称武帝的疾病是有人以巫咒作祟所致，武帝任命他为巫蛊专案担任人。在此前，丞相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和卫皇后的外甥，已因被诬陷以巫蛊咒诅武帝而被杀。江充找来一位有巫术的胡人，让他挖地三尺，寻找用作咒诅目标的偶人，捉拿搞巫蛊的人。
抓到嫌疑犯后就用酷刑逼供，使百姓相互诬陷牵连，官府都以大逆不道定罪，先后杀了几万人。武帝年老多疑，怀疑身边的人用巫蛊咒诅他，所以对被牵连的人，没有人敢为他们鸣冤叫屈。江充摸清了武帝的意图，就说宫里有蛊气。
武帝信以为真，特意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当江充的助手。他们先从后宫无宠的妃嫔入手清查，再查到皇后，从武帝的御座下挖起，最初在太子的宫中挖出了用于巫蛊的桐木偶。
当时，武帝因病正在甘泉宫避暑，只要卫皇后和太子在长安。少傅（太子老师）石德劝太子假传武帝命令逮捕江充，彻底查清他的奸诈罪行，否则本人也说不清，何况武帝在甘泉宫生死不明，“太子就不想想秦始皇长子扶苏的事吗？”
情急的太子顾不得细心考虑，与皇后商议后，于征和二年七月初九派人收捕江充等人，韩说怀疑有诈，拒捕被杀；江充被抓，太子亲身监斩；但章赣受伤后逃往甘泉宫。太子杀江充后，宣布武帝在甘泉病危，奸臣企图作乱，下令征调军队，发兵占据各重要机构。
太子赦免了在中都官服役的囚徒，将武库的武器发给他们，命石德等人率领。丞相府被占后，丞相刘屈氂逃跑，长史火速赶往甘泉宫报告，武帝下亲笔诏令：“斩捕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用牛车作掩护），毋短兵接（不要用短兵器交战），多杀伤士众。紧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别让造反的出去）。”武帝还从甘泉宫回到长安城西的建章宫督战，下诏征发三辅近县兵，由刘屈氂指挥反抗。
至此，情势急转直下。太子征调驻在长水和宣曲的胡骑未成，北军也闭门不出，只得从长安四个市上召来了数万人。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与刘屈氂的军队在长乐宫西阙下相遇，激战了5天，血流成河。
刘屈氂的援军源源而来，太子见大势已去，出覆盎门逃亡。石德等人和太子宾客全部被杀，参与发兵的还被灭族，受牵连的官吏、士卒被流放敦煌郡。武帝派人废卫皇后，逼其他杀，卫氏被灭族。太子夫人史良娣、一子、一女和家属全部被杀，只要一位在襁褓中的孙子被狱官冒死保护下来，18年后继位（宣帝）。
太子不知所终，但武帝盛怒，臣下没有人敢进言。壶关县一位“三老”（县乡担任教化的官员，一般由有德行的长者担任）毅然上书，指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他揭露江充的奸计，请求武帝饶恕太子，停止追捕，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以期武帝有所感悟。
太子和二位皇孙藏匿在湖县泉鸠里一户穷人家，主人靠卖草鞋得来的钱供养他们。太子想到本人有位朋友在湖县，听说他很有钱，就让人去找他，透露了消息。地方官带兵围捕，太子自知无法逃脱，堵住房门上了吊。士兵张富昌一脚踢开房门，新安县令史李寿奔来解开绳子，将太子抱下，可是早已气绝身亡。主人格斗而死，两位皇孙被杀。武帝闻报无比伤感，封李寿和张富昌为侯。
日子一长，现实证明，所谓巫蛊纯属冤案，武帝也晓得太子实在是因为害怕至极，并无其他意图，但又不便公开认错。正在此时，高寝郎（高祖庙值勤官员）田千秋紧急上书为太子申述：“儿子玩了父亲的兵，应有的惩罚是打一顿板子；天子的儿子过失杀人，算得了什么大罪！我梦见一位白头老翁教我说这话。”
武帝立即召见田千秋，赞扬他说：“父子之间的事，别人是难说话的，你却能讲清楚，这是高祖庙的神灵让你来教我的。”立即封他为大鸿胪，几个月后又任命为丞相。武帝将江充家灭族，将参与清查巫蛊的苏文在渭水桥边活活烧死，在泉鸠里对太子动武的军官已升为北地太守，也被灭族。武帝造了一座思子宫，还在湖县筑归来望思台，寄托本人的哀思，为太子招魂。
晚年的武帝极其孤单，毫无天伦之乐，所以对身边出现的孩子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喜爱。侍中金日碑有两个儿子，常常在武帝身边玩耍，成为武帝的“弄儿”，深得他欢心。有一次孩子在背后搂着武帝的脖子玩，被金日碑看见，狠狠瞪了一眼，小孩吓得赶快放手，边走边哭说：“爸爸发脾气了。”
武帝立即责备金日碑：“干吗对我的孩子发脾气？”后来大儿子长大了，不守规矩，有一次与宫女在殿下开玩笑，被金日禅见到，他怕以后闹出事来，把儿子杀了。武帝得知后大发雷霆，金日碑叩头谢罪，说明了杀儿子的本意。武帝非常伤心，流下了眼泪。
他也是一位老人，像普通老人一样爱孩子；但他是一位皇帝，他不得不用沉重的代价来维持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不可侵犯的尊严，以至要杀死本人的妻子、儿孙，并且不能像普通老人那样喜欢身边的孩子。
除了太子外，王夫人为武帝生下刘闳，被封为齐王，但8年后就夭折了。李姬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分别被封为燕王和广陵王。燕王有野心，在太子死后，认为该轮到本人了，上书要求从封地回长安，以后也藏匿逃亡者，引起武帝的厌恶。广陵王力大无穷，却喜欢吃喝玩乐，很不成器。李夫人为他生一子，被封为昌邑王，但只比武帝晚一年去世。从他的儿子刘贺即位37天就被废掉来看，这位昌邑王大概不会好到哪里去。
武帝不得不考虑立最小的儿子为承继人。但想到吕后的教训，担心出现年轻的太后专政的局面，犹疑再三，终于在孩子五六岁时找个借口将赵婕妤杀了。这位无辜的妇女也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从西汉末年和东汉的外戚之祸看，武帝此举不能不说是一片苦心，是不得不采取的防备措施，虽然当时看不出任何迹象。
从个人情感来说，武帝是残酷的；从汉朝的千秋大业着眼，他是英明的。不知是汲取了汉族统治集团外戚介入权力斗争的教训，还是别的什么缘由，以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甚至在开国之初就定下了一条更残酷的规定：凡儿子被立为太 子，其母一律赐死。
太子之死终于使武帝的头脑变得清醒了些，在他的最初3年内采取了一些弥补的措施。
征和四年（前89年），重合侯马通率4万骑兵进攻匈奴，开陵侯率西域楼兰等6国攻打依附于匈奴的车师，车师王投降。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请增派军队去渠犁、轮台一带屯田，并招募百姓去耕种，在沿途建造亭障。但不久前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汉军损失很大。
于是汉武帝下了“轮台罪己诏“，尽管武帝将次要责任都推给了臣下，但作为一位长期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君主能够承认本人的过错，并且规定了切实的纠正措施，还是难能可贵的。他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作为“以明休息，思富养民”的意味。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以提高粮食产量。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虽不大，但标志着国家政策的重要转机，至多是将“苛暴”“擅增赋”的势头遏制住了。
武帝自知不久于人世，想到了已在身边二十多年的大臣霍光，让人绘了一幅周公抱着成王接受诸侯朝拜的图画赐给他。
后元二年春，武帝在五柞宫病危。霍光哭着请示：“陛下如不幸，谁应该为承继人？”武帝说：“你没有懂我给你那幅画的意思吗？立小儿子，你像周公一样行事。”霍光叩头推让：“我不如金日碑。”金日磾说：“我是外国（匈奴）人，不如霍光，再说别让匈奴人看不起汉朝。”于是武帝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碑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接受遗诏辅佐少主。第二天，武帝死，8岁的太子继位，就是昭帝。
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作的评论所指出的，汉武帝的晚年与秦始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汉朝没有亡，而且在昭帝、宣帝时能够中兴，缘由在于武帝“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奸佞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前面这些优点其实并不明显，而且武帝的改过不过3年，国内的严重危机并没有消除。关键的一点还是他“顾托得人”，对身后事做了正确的安排。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比秦始皇高明得多。
秦始皇在将长子扶苏赶到边疆去之后，对承继人没有做出明确安排，却让少子胡亥随本人巡游。由于他“恶言死”（忌讳别人说到他的死），连丞相李斯等大臣都不敢问他后事。当他病重时，只是下诏令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让他到咸阳参加葬礼，却没有明确让他继位。
这份诏书固然被赵高串通李斯篡改了，但即便照样发到扶苏那里，扶苏遵诏到了咸阳，承继问题也没有最终处理。而他信任赵高，对李斯又诸多限制，更为胡亥的篡夺和赵高的专权预备了条件。
而武帝从杀赵婕妤，到选定霍光为首席顾命大臣，赐画，立太子，确定辅佐大臣，一步步都有计划。霍光敢请示他死后怎样办，说明他在霍光等的心目中并不是“恶言死”的秦始皇。
武帝死后，燕王刘旦就声称他收到的玺书规格不对，“京师疑有变”，立即派心腹到长安活动，又串联其他宗室，谎称受了武帝遗诏。要是武帝临终前不作出明确的指示，要是武帝像秦始皇那样，那么一场内乱就不可避免。
霍光和金日磾并不是朝廷中级别和资历最高的官员，此前也没有太大的功绩，金日磾还是匈奴休屠王之子，是武帝从俘虏中提拔的，但两人都在武帝身边多年，武帝了解他们的人品和能力，现实证明，武帝托付得人，使汉朝得以延续和中兴。
继位的昭帝才8岁，执行什么政策次要靠霍光等大臣决定和维持。昭帝死后，霍光又毅然决定废掉刚立的昌邑王，另立宣帝，也体现了武帝的遗愿，使昭帝时的休养生息政策得以继续执行。
武帝宁可不立已成年的燕王、昌邑王，却立8岁幼儿，显然是深知两个儿子的弱点，也是出于对霍光的绝对信任。因为一旦不成器的成年儿子登位，霍光的作用就会大大减弱，甚至会毫无影响，武帝的意图自然无法保证。而不事后排除母后的影响，霍光也未必能得心应手。这样的安排，的确显示了武帝的雄才大略，使他已经暗淡的晚年重新焕发出光彩。
下一篇：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