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收改革的转机点之一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民众流散，人口急剧减少，屯兵之地税赋不上交，上报的户口只要190万户，要晓得唐玄宗天宝13年，有户961万9000余户。唐朝可以按照人头分田，按照人头收税的，非常注重户口册，户口册上要描述一个人的外貌特征，所以户口上报积极而且精确。到后期因为豪强兼并土地，这种制度难以维持，战乱又使得人口少，逃离不在本籍，按人头收税实行不下去，只能按地收税。唐代宗大历元年，下诏：凡是天下苗一亩须缴税15钱。又每亩收地头钱20钱，也叫青苗钱。就是按你家有多少田地收税。之前是按照人头收税的，无论你家有多少土地。又因为国家急需用钱，不能等到粮食收上来了才交钱，必须提前上交。在种植青苗的时候就上交，叫做青苗钱。这也算是个巨大的改变。意思是我庄稼还没有收割，还长在地里，就要交钱了。那么，我现在手里那有钱上交呢。要吃饭要穿衣，还要种子钱都从哪里来呢。有的人家是有积蓄的，比如地主老财，有的富户也可以应付，但贫下中农怎样办呢。地是有了，因为人少了，可以分得地。但是没有钱维持日常生活和开支，那么只要贷款了，有的人家就是借钱上税，等到粮食丰收了，我再还钱。
到了宋神宗年间，政府开支巨大，冗官冗兵庞大，都等着吃俸禄，拿军响。民间借贷越来越多，高利盘剥，老百姓很苦。王安石做官时候，开放官仓向百姓贷款，类似于开小农业银行，利息比社会借贷利息低。这个做法在南方实行的比较无效果，而在北方效果不行，而司马光是北方人，比较反对王安石的做法，不是书上说的司马光代表了传统保守势力阻扰。司马光也是为了国家富强，对于有好的做法当然支持，但是在北方，经济是不发达的，没有南方富有。北方通常都是一个大庄户，一个村就一个大庄户，其余的农民都是庄户的庄客，而南方情况不同，一个村里富有的比较多，很多独立开户，可以较好的实行借贷。在北方农民，不能自主生产，实行这种贷款实际没有多少必要。但是官府强逼实行这种制度，大户也得必须执行，依附的农民也得执行，开始借贷，就比较乱套。司马光反对不是青苗法本身，反对的是执行问题。执行中存在官府强制贷款获利，而以大户作保，累及大户，小户实在贷不了，又强迫大中户贷，执行成了催逼。就改革措施而言，又反对的是衙前制度。衙前制度是富户要给衙门当差，提供物资，经常形成富户破产。王安石主张不必当差，由村里人平均出钱，附带缴纳免役钱，由政府聘请人当差。但是司马光还是反对。
青苗法是一种方法，不是收青苗钱，不是提前收税。是在耕种季节放贷，秋收后还款。青苗法本意是提供贷款，保证农民能及时耕种，又同时避免民间借贷。但执行中走了样。
宋神宗之所以安排王安石牵头变法,缘由是北宋到了这一时期,农业落后、财政困难、军备空虚,加上朝廷机构臃肿,人满为患,结果入不敷出，急需用钱。这种情况跟安史之乱后的情况很象。也就是国家急需要用钱了，税赋的收取必须有保障。之前农民还可以维持，到了后面难以维持。应该是有发展，怎样会越来越严重呢，缘由是税赋越来越重，农业再生产维持不下去。于是在宋神宗的要求下，王安石着手改革，保障农业生产，又能收取利息，添加收入。也是当务之急，因为农民无钱吃饭，无种子播种，问题越来越严重。导致的后果是农民逃亡、起义，地主更多地兼并土地。先把官府的钱借给农民再说。其实不应该是借，应有针对性地赠与，现在的话就是扶贫，让衣民有基本生活保障。但王安石没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以民为商。而农民地位为劣势，与强大政府不能平等对话。加上政府本身管理不足，最初青苗法无法再推行。与民让利，与万民共乐，与民共天下方是上策。这也许是范仲淹发出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代心声缘由。范仲淹本人开义庄，施粥活了很多人。
王安石青苗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北宋经济困境，财政收入提高了，但这些钱用于冗官冗员开支，而官场乱象、民间贫困愈加严重，得不偿失，是挖肉补疮。
问题的根本出在没有激发农业生产积极性，为了生存，处于紧张形态，民间随时会崩溃。根本问题是冗官亢兵太多。改革之要是削减政府开支，裁撤冗员，裁军。宋朝的税收制度又是量入为出，即各县计算出开支，再分摊到各户收税，不适时调整产业价格和税率，为了多
但要裁军，又面临北面辽国、西边西夏的安全要挟，这是个两难的历史课题。形成这局面缘由是，跟汉唐比较，北边得到幽云十六州，无险可守。而宋军不可谓不勇，能够坚持100多年。这也给草原民族一个历史机会，建立了本人的汉化政权，先有辽，后有金，之后更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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