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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才因县制成长迅速,晋才因分封善于守拙,可惜楚国存仕途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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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47年,王子牟在申公任上时犯错,畏罪潜逃。因为伍举娶了王子牟之女为妻,有嫉妒他的人便举报伍举亲身护送岳父出国。由于害怕遭遇不测,伍举也被迫逃到了郑国。

不过,合理伍举预备继续逃亡晋国时,却恰好碰到了一位老友——蔡国太师公子朝之子公孙归生。公孙归生,字声子;这次他是代表楚国出使晋国,商讨第二次弭兵之会事宜。在郑国碰到了伍举,公孙归生十分同情他的遭遇,安抚道:“我一定要让你回到楚国!”

访问回来后,公孙归生见到了楚国令尹屈建。公事交代完毕后,屈建突然问了一声:“晋、楚两国大夫谁更贤明?”公孙归生听了这一问话,心里暗暗高兴,这下可无机会帮老友了!于是,他立刻答道:“晋国卿士不如楚国,但他们的大夫却很贤德,都是卿士之才。虽然楚国人才众多,却都在晋国被重用!”听公孙归生夸本人比晋国卿士愈加贤明,屈建心里很是受用;但一听说“楚材”多被“晋用”,屈建又有些吃惊:“晋国难道没有本人的族人和姻亲吗?”公孙归生说:“晋人当然也有族人和姻亲之官,但晋国重用的楚才实在是太多了!”

随后,公孙归生列出了一堆逃到晋国的楚人:析公逃至晋国,在绕角之役为晋人出谋划策,击败了楚军;雍子逃晋,在彭城之役为晋人出谋划策,让晋军攻下了彭城;申公巫臣逃晋后,扶持吴国与楚人作对,让楚国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至今无法脱困;苗贲皇逃到晋国后,在鄢陵之战中献计破楚,让楚国得到了霸主之位……。

公孙归生这番话,是在有意地抬高“楚才”、暗暗贬低“晋才”。听完后,屈建想起近年来楚国的现状,内心感慨万千,不由自主地赞同道:“是这样的啊!”

这时,公孙归生突然就把话题转向了伍举:“如今伍举受王子牟牵连而逃到了晋国,晋人即将封他以县,以上大夫相待。如果他将来谋害楚国,难道不是更大的祸患吗?”

屈建深知伍举之才,一听到这,登时惊悚不已。于是,屈建赶紧向楚康王汇报、召回了伍举,不但让他官复原职,还添加了他的俸禄。

在说服屈建过程中,公孙归生提到了一个现象:“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晋、楚两国是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国”,但在长达127年两国的争霸和平中,在多数时期都是晋国占据上风。晋人能在两国争霸长期占先,“楚才”们确实是功不可没。尤其是申公巫臣,为报族人被杀之仇,向晋景公建议扶持吴国与楚国为敌,彻底改变了晋、楚两强争霸的战略格局。以申公巫臣之才,在楚、晋两国担任卿士都绰绰不足

相比较于楚国,晋国也多次发生内乱,也有不少“晋才”逃出。但外逃“晋才”能像“楚才”那样独当一面的,却少之又少。被晋人称为“国士”的伯宗之子伯州犁,逃到楚国后竟然堕落成了“上下其手”的庸才,与同时代外逃的“楚才”构成了鲜明对比。也难怪公孙归生会暗暗贬低“晋才”,抬高“楚才”了!

同样是“超级大国”,为什么两国人才会有如此大差异?

或许,这就是两国在制度上的差异所形成

晋献公时,晋国建立了“无蓄公子”制度;晋惠公时,进行了“作爰田”、“作州兵”改革;晋文公时,初步建立起六卿制度;晋成公恢复了“公族”、“余子”、“公行”之官,以封卿士子弟。晋国这一系列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变革分封制,卿族的财富、地位都能世袭传承。因而只需家族不犯错,卿大夫们在晋国地位就相当稳固,家族中人就能世代享受荣华富贵。也因如此,能长期生存下来的晋国卿族,都深谙守拙之道,不敢表现得太过高调。

曾有一次秦人访问晋国,当众讲了数个隐语,满朝晋国卿大夫无人能解答。士会之子士燮听说后,竟然答出了其中三个,在满朝文武面前出尽了风头。可士会听说此事后,却大为恼怒:“你不过是小孩子,却三次在野中抢先;万一我不在了,你就要遭殃了!”说完,拿起手杖就打士燮,把他头上的簪子都打断了!

范氏家族如此,其他能生存下来的晋国家族何尝不是如此?能力出众不是光彩之事,不成为众矢之的才是家族生存的关键法则——如此一来,“晋才”又怎样敢独当一面?

与晋国不一样,楚人不但有分封,还有另一项制度:楚武王杀死侄儿成功篡位后,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创立了县制。从此后,楚国成了分封制与县制并存的诸侯国。县制之下,县尹都是由楚国公室直接任命,其职位并不可世袭传承。一旦县尹失职或是身故,甚至是在战场上被敌人俘虏,其职位都会有其他人来替补。

楚庄王之时有一位优孟,善于在谈笑之间讥讽时事,为人幽默诙谐却又充满正义感,深受楚人喜爱。孙叔敖生前也极为敬重优孟,与他深相交纳。孙叔敖死后,他儿子生活贫困,不得不依靠靠打柴谋生。一天,孙叔敖之子在大街上碰到了优孟,便向他求救。优孟看见孙叔敖之子现状,十分同情,决心要协助他。从此以后,优孟就努力学习孙叔敖日常的行为举止,一年后大见成效。

一天,楚庄王举办酒宴,优孟打扮成孙叔敖上前敬酒。猛然间看到优孟这样,楚庄王大吃一惊,以为孙叔敖真的复活了,当场就想任命他作令尹。可优孟却故意答道:“请让我先回家与老婆商量一下,三天后再来做令尹。”楚庄王答应了。

三天后,优孟再次来见楚庄王,却推辞了令尹之职:“我老婆说最好不要做,楚国令尹没什么可当的!孙叔敖作了令尹,辅佐楚王成功称霸天下;可他死后,儿子却穷得无立锥之地,被迫以砍柴为生。如果像孙叔敖那样,还不如他杀算了!”

听了这番话,楚庄王大为惭愧,辞谢了优孟。随后楚庄王召来了孙叔敖之子,把他封到了寝丘(今河南固始)。

据《左传》记载,孙叔敖生前就被称为沈尹,沈即寝;这说明,孙叔敖在世时就拥有了沈邑(寝丘)。可他死后儿子却无法承继,正说明县制之下,县邑是无法世袭传承的。后世楚灵王、楚平王时期,又先后出现了沈尹赤、沈尹射、沈尹戌等人,就更非孙叔敖后裔了。孙叔敖这样功勋卓著的名臣,后裔都无法世袭承继他的采邑,这在晋国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县制与分封制的最大区别。

为了长久保住俸禄,每任县尹都必须做出耀眼的成绩,才能得到楚国公室认可,不至于被其他人撤换。因而,楚国大夫无法像晋国卿大夫一样守拙;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展现本身才能,才可以保住本身职位。在这样的压力下,“楚才”的成长当然远胜“晋才”。

公元前584年,楚国令尹子重率楚军前往伐郑。可在征伐过程中,子重突然听说吴国再次入侵楚国,登时有些手忙脚乱,不小心让楚军落入了郑国包围圈。在突围过程中,楚国郧县县尹钟仪就不幸被俘,被郑人当作战利品献给了晋景公。将钟仪带回晋国后,晋人顺手就将他关在军府之内,长达两年都对他不闻不问。

所谓“军府”,就是晋人军用储藏室,也关押各国战俘的地方。

一天,晋景公前来视察军府,突然看到钟仪,便问:“那位戴着南方冠帽、被绑着的人是谁?”随从赶紧上前禀报,这是郑人所献楚国战俘。晋景公一听,马上来了兴味,命人带钟仪上前问话。

随从将钟仪松绑,带了上来。看到钟仪,晋景公先是抚慰了一番。见晋景公这么客气,钟仪赶紧回以稽首大礼。晋景公又问他官世,钟仪答道:“是乐官。”钟仪不肯说出本人是郧县县尹,是不想暴露身份。

晋景公也不相信,立刻命人给钟仪一张琴,让他演奏。钟仪也毫不含糊,当场就演奏起了楚国之乐。整个过程晋景公看不出丝毫破绽,只得相信了。随后,晋景公向他打探楚共王为人。钟仪推辞再三,实在无法回避后只能答道:“当年他为太子之时,太师和太保侍奉着他,早上去接见令尹公子婴齐,晚上去会合司马子反。其他的事,我就确实不晓得了!”如果钟仪此时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也许他就不用再受牢狱之祸了!可作为一位楚人,钟仪并不想卖国求荣,所以他坚持不泄漏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被俘虏两年后依然心怀故国,钟仪的时令实在是令人称叹!

回到朝中后,晋景公又与中军佐士燮谈及此事,士燮敏感地意识到钟仪并非常人:“这位楚囚一定是位君子。他不忘本、不忘旧,忠君爱国而无私心。他面对的事情再大,也一定能做成功!何不将他放回国,让他为晋、楚两国和好牵线搭桥?”

晋景公大为赞同,就将钟仪放回了楚国。三年后,晋、楚两国果然达成了第一次弭兵协议。

析公、巫臣、钟仪、还有越王勾践重用的文种,都曾是楚国县尹。这些“楚才”,都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按士燮的话说,“事虽大,必济!”连晋国卿士都如此称赞“楚才”,可见“楚才”能力之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县制迫使“楚才”们不得不快速成长,以尽快顺应这一压力巨大的岗位。否则,他们随时都可能得到俸禄,为他人所取代。

“楚才”因为县制成长迅速,“晋才”却因分封制而善于守拙。正因如此,县制之下成长起来的“楚才”,往往要胜过分封制之下成长起来的“晋才”。

可惜的是,楚国高层职位基本都是由王族近亲垄断,让众多有才华的“楚才”早早遭遇到了仕途天花板,不得不逃亡他国以寻求机会。申公巫臣为此逃亡到了晋国,文种为此逃亡到了越国。这两位楚人各自对晋国和越国的贡献,实在是难以估量。如果这些“楚才”都能在楚国得到重用,那楚人还会遭遇春秋晚期的灭国之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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