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一
在我的生命中，已经有过这样的时期，一想到“这辈子爱情终究不会向我走来”，就感到寂寞难耐，对工作也完全丧失决心，根本无法理直气壮地大吼一声：“去你的吧，恋爱！”
我在日常生活中远离各种引诱，将保罗(1)的“你们要逃避淫行”这句话当成座右铭。在我看来，它具体来说就是绝不和一个无意娶其为妻的女子谈恋爱。于是我的生活逐步走向与女人无缘的境地。
十七岁那年夏天，我成了一名本人都厌恶这种孤僻，有时渴望成为一个愈加自在的人。然而要想为此改变我的信仰，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尚需相当长的时间以及产生动机的各类事件。
从孩提时代起我就讨厌上学，容易对事物产生厌倦，绝不肯把精力花在不感兴味的事情上。所以在信仰上，我实际上也是一个懒惰者。十七岁起我就不断本人的信仰交托给本人深信不疑。
除此之外，老师最让我喜爱的是他那张五官饱满分明的浅黑色脸庞，看起来令人害怕其实很容易亲近。刻印在面颊上的一对深邃锐利的眼眸夹持着高挺的鼻官，有点像尼采或卡莱尔(4)。正如人们把贝多芬看作欧洲第一美男子一样，我个人深信老师是全日本最标致的人。
我只是把“逃避淫行”这句话当成座右铭，对我来说，奸淫罪的戒律是教义中最不和谐的。在学习教义之前的三四年里，我不断享受着男人间恋爱的自在。因有这样的习惯，奸淫几乎成为我独一的引诱。在接触教义后不久，我就开始激烈地诅咒本人的肉体了。
那时，我将雷诺兹(5)的《天使的头》的铜版画挂在房间的门楣上。画上画着四五个可爱的天使的脑袋，从脖颈生出小小的翅膀在天空中飞翔。对于屡次诅咒肉体的我来说，这幅画所描绘的是对来世的憧憬。
只要灵魂独自四处飞来飞去。如果需要找到一个寄生对象的话，我希望就是现在的这副肉体。”
那不是我所期望的。因为我还只是个新入门的信徒，所以战战兢兢地小声说道：“我认为复活的如果不只限于脖颈以上，将是一件很蹩脚的事。那样的话，天国与现世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没有人理会我。
一个读医科大学的人说道：“每天在学校里看到那些浸泡在酒精里的人，就无法相信这副肉体会照原样复活。”
二
那次讨论之后过了五六年，有一年圣诞夜，大家围在一起吃饭，老师愉快地看看全桌的人，说道：“你们当中就数中野和大津最滑头了。”我竟然也得到了这样的评价。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我对本人所要从事的工作有了许多不同的想法，心里也曾有过“本人终会成为一个传道者吧”这样既神圣又落寞的感觉。（没接触宗教之前，我打算做国际贸易赚大钱。）我还想过成为一名哲学家，但最终决定从事纯文学创作。然而在那期间，肉体内涌动的能量不断不断折磨着我。
杀人，罪大恶极。”
这句话给我留下恐惧和不快的印象。
那正是我的“精神”和“肉体”不断寻找恋人，却被“境遇”和“思想”阻遏的时候。那样的不和谐把我折磨得痛苦不堪。当时，我把一个比人脸稍大点的维纳斯石膏头像挂在本人房间的壁龛里。并非出自对美术品的喜爱，也非文学上的趣味，总之我对那石膏像的女人产生了一种爱的情感。当情欲无法忍耐的时候，我会亲吻她那冰冷而坚硬的嘴唇。她的鼻子同我的鼻子互相摩擦，渐渐变成了浅黑色。有一次我入浴时，还将她带进浴场，用肥皂把她洗得干干净净。
这样的我，反对老师的主张，写了一篇叫作《关子和真三》的小说。这是我完成的第一部小说。我在其中试图探讨到底何谓奸淫，已婚夫妻之间有时也会构成奸淫罪，而相爱的未婚男女的性交很多时候却并非如此。
三
有一天我心情特别不愉快，独自待在房间思考着一位要好的朋友近来开始害怕起真理的事情。我翻开平时记录随感的小本子，表情严肃地写道：“人如果惧怕认识真理，那就是无法挽救的堕落。”
这时，女佣来传话说有位女士打来电话。因为鲜少有人会打电话给我，所以我有些兴奋地走向电话机。
“星期三我想请大家来我家玩，您也来吧……”
“还有哪些人会去呢？”
“明光先生，还有佐藤礼吉先生也会来。”
“几点？”
“您八点钟来吧……这次不跳舞，请一定来……”
“看情况吧。”
“别看情况了，请您一定要来。”
我放下电话回到二楼房间时，心情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把坐垫折成四折枕在头底下，躺了下来。
我想起四五年前，新富剧场演出川上音二郎的儿童戏剧《狐狸裁判》和《漂泊的胡琴》时，隔壁包厢坐着一个十二三岁的混血小姑娘，她长着胖乎乎的圆脸，脸上没什么表情。
那之后，我和小姑娘的哥哥成了朋友，并来往过两三次。
过了一年还是一年半，那人在出发去德累斯顿(7)之前，邀请我去他家参加聚会。那天因为我去得太晚，到他家时，大家已经吃完饭，四五个面熟的人正围着客厅的大桌子专心地打乒乓球。我坐在屋子一隅的沙发上看他们打球，这时进来一个面色潮红、喝得微醉的男人说道：“那边和室(8)里开始玩歌牌(9)了，会玩的快去呀。大津很厉害吧？”
我一进和室，就看见那儿坐着在新富剧场遇到的那个女孩，她已经长大了，美丽的容貌与先前判若两人。她的母亲和哥哥也在，我向他俩打了招呼。女孩却不知为何一脸傲慢的神情，于是我也只对她做出不屑的样子，最终我们也没有说上一句话。
玩歌牌的时候，我曾偶然和她编在一组，我们要并排坐着，按顺序由我到她，对面是她哥哥。这时，女孩急忙站起身，挤到她哥哥那边拼命从背后推他过来，说着：“和我换一下。”我暗自思忖：“好个傲慢的小妮子！”
那次之后，我在不同地点和女孩遇到过很多次—新桥的停车场、除夕晚上的银座、高等商业学校的外语大会上、歌舞伎剧场里观看八百藏扮演土佐坊昌俊的戏剧时……在上野举办的某个音乐会那次，她坐着马车来，我们在大门口碰见了。在麻布的谷町，我与她擦肩而过。每一次偶遇，彼此都形同陌路。
那时大学里有一个年长于我的朋友叫速夫，五六年前我们经常一起玩。有一次，他对我说：“惠勒那里正缺跳舞的男孩，她叫你去呢。”
“我不会跳舞。”
“有很多西洋人来，可以练练口语嘛。”
“我对西洋人不感兴味。”
“为什么？……什么时候来看看吧。”
“好吧，我找个时间去。”
“嘴上这么说，还不是会被拉过去玩……”他这样说道。
过了段时间，听说速夫和那个女孩交往甚密。不久后的一天，女孩就打来了电话。那是我第一次和她说话。
“男孩子不多，请您一定要来啊……”她的话，在我听来似乎在说：“有个刚学跳舞的女孩舞技不佳，正愁没有舞伴呢。”我觉得至多得提防一下，于是回绝了她，她埋怨道：“可是之前您不是对速先生说过会来的吗？”
又过了半个月，她再次打来电话，我依旧回绝了她。一次又一次冷漠地回绝对方，使我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为此辗转反侧，最终陷入了极度自我厌恶的形态。
那年年末，女孩给我寄来了圣诞卡。收到的当天，我特地去丸善书店，花了很长时间从剩得不多的卡片中选了三张，回到家又挑出了一张寄给女孩。不过这样做本来就是出于我的习惯，和对方是谁没有多大关系。
从那之后，女孩再没有来过电话。速夫与他们家镰仓(10)别墅的邻家的女儿结了婚，不久后进入三井物产公司，作为公司棉花生意的担任人，去了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后来听说曾同他交往甚密的这个女孩患上了精神病。
我的头枕着折成四折的坐垫，脑海里浮现着这一件件往事，不由得坐起身，从书柜抽屉里拿出一本女性杂志来。
杂志的卷首有一张活人画(11)的照片，是某个外交官在家中举办庆祝日俄和平结束的宴会上拍的。背景是日出前的大海，英国大使的女儿扮作和平天使，一只手拿着椰子树叶，另一只手高高托起大和姬(12)的手。大和姬的另一只手上停着一只白鸽。她的头发按照神话人物的式样向两边分开，卷曲的发梢悄悄垂在两乳之上，两颊的秀发盖住了耳朵，将丰腴的脸蛋勾勒出愈加可爱的轮廓。
四
星期三这天到来了，一大早我就感觉不舒服，身体莫名地疲乏。下午我去了一趟学校，回到家后，就连坐着都感到疲惫不堪。当时我没意识到本人已经生病了。
日落之后，天空阴霾。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忧郁的心情使我恍恍惚惚、犹疑不决。不知不觉到了七点半，我终于下决心叫了车夫，换上大学制服，秋夜寒凉，又加了一件外套。
车停在离那房子五十米远的坡道上，我下车预备走过去。这时，我身后的坡道上两辆人力车飞驰而下，超过我进到那家的大门里去了。
我在大门口又遇到了刚才坐人力车的两人。熟悉对方的脸和名字，然而却并无交往，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在都市生活中是常有的。他俩对我来说，正是这一类人。个子高的那个正在挂帽架的镜子前整理本人歪斜的领带。他们都穿着燕尾服和舞鞋。
等他们从右手边那间小屋出来后，我进去挂好了外套和帽子，然后闷闷不乐地走进他俩已经先进去了的客厅。
“啊，您是大津先生吗？”许久未见的女孩的母亲浅笑着亲切地迎了上来。她的身旁没有女孩的身影。明光和礼吉也未出现。女孩母亲说着熟练的客套话：“这阵子听说您身体不错，那可比什么都好啊！”
“乔治先生一切都好吗？”我问道。
“多谢关怀。唉，他是个懒得写信的孩子，和很多人都很久没见了，心里可是挂念着你们的呢……”
她一边说，一边对正在挑选钢琴谱的、二十四五岁的混血女人喊道：“高木小姐。”
“唉。”
“这位你认识吧？”
她将一只手伸向我，引见道：“这是大津先生。”然后对着我说：“这是高木小姐。”我和她其实以前在这里见过。
就这样，女孩母亲将身穿起了毛的学生服、脚套系带皮靴的我，依次引见给了“燕尾服”和“晚礼服”们。
“乔治先生还在德累斯顿吗？”除了这个，我找不到别的话题。
“今年春天搬到伦敦去了。原先打算在那里待到明年春天的，可他说德国和本人的性情不和……”
这时，一个把头发分开梳得很齐整的男士挨过来，亲密地对女孩母亲说：“阿绢小姐呢？”
我在身后沙发的一头坐了下来。
“她在那边忙着什么吧。”
“病已经完全好了吗？”
听着他们的对话，我看见坐在沙发另一头的一位红脸庞、四十岁容貌的西洋人正挪动身子向这边靠过来。就在我觉得不妙时，西洋人用英语跟我聊起我的学校来。他好像是个德国人。
那边女孩母亲正说着女儿生病的事：“跟你说呀，有一段时间她吃什么都吐，等于什么都没吃进去。直到刚才都只喝了一点苹果汁，亏她挺得过来呀。五六天前她突然说隔了这么久又想跳舞了。她爸爸很高兴，叮嘱她跳累了就休息。这才把大家都请来了……”
我旁边的西洋人说，学文科的人里他只同弗洛伦兹相熟。
我的外语不好，特别是口语，因而十分抗拒在公众场合用外语交谈。然而附带说一下，我在大学读的是英文科，打算毕业后去乡下的中学当一名英文教师。但是作为毕生的事业，我想从事的其实是文学创作，并且对此充满信心，可当时我并没有写出过一篇能拿到稿费的作品，可见那份自信根本毫无根据。“总得做点什么啊。”虽然这么想着，却根本不晓得该做什么。
这种情况就像去问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长大了想干什么？”，他可能会说：“我要当陆军大将。”（当然我也曾是这样一个小孩。）二者并无实质区别，我只是没有把“我要当世界大文豪”这种话说出口而已。不同的是，小孩不会对此感到不安，我却时常被不安侵袭。
在父亲眼里，我“孤僻、傲慢、易怒、爱哭、懒惰、没有独立精神，怎样看都像个社会主义者”。他常常对我说：“你大学毕业后一定要自立，我是把你当成大人才和你做这个商定，晓得吗？”
从我读高中起，每次谈到将来，父亲就不忘重提这个话题。他认为必须像世间其他父母一样教育我。可是，每次被他这么一说，我就像胆怯的孩子在试胆游戏中被强势的孩子欺负一样，深感孤立无援。
我从未想过本人写的东西可以换钱，也从未想过其他任何情况下本人的劳动成果变成钱，交到本人手中的情形。即便某个时期我可以凭仗所写的东西赚取一点稿费，但那也不足以支撑生计，因为我写不了那么多。如果要为生计而写，我本来想要当作事业的“创作”，就变成了“留下大堆无用之物”，并且不是给人类社会，仅仅是留给本人的子孙（那些多少尊重祖辈的人）。
那样的话，还不如做一名中学教师，十年如一日将本人掌握的那套东西一次又一次教授他人，从中赚取生活费，过上安稳的日子。将无限的食物分三顿吃，每日不断反复。如果是为了维持这样的物质生活，那倒是个颇为体面的职业。打着如意算盘的我，全然没无意识到怠惰的初中时代，将会给我本身带来多么无情的背叛。我选择了英文，因为论不擅长的程度，日文和汉文完全一样。
西洋人问我研究哪国文学，我回答日本文学。虽然后来想想觉得这没什么，但当时却使本人的心情陷入了极度不快之中，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这样明目张胆地说谎了呢。
西洋人又问了我一个什么问题，我没听懂，反问了一遍还是没听懂，只能一脸狼狈地沉默不语。西洋人也面带难色，浅笑着起身走开了。我心里很不痛快，淡然轻轻前倾，迈着安静的脚步离开了。
那时，我发现刚刚在大门口遇见的其中一位男士，正从不远处向这边窥视。
通向大厅的大门向两边敞开，擦得一尘不染的拼花地板清晰地映射着天花板上的灯光。我的心情越来越坏，额头渗出油渍般的汗珠。我强撑着疲惫的身体，到大厅里观赏各种绘画。黑色圆形框里的是文晁(13)的波涛图，其他次要是浮世绘的代表作品。三四年前，我热衷珍藏锦绘(14)，北斋(15)八十七岁时亲笔所绘的一组雨中樵夫和渔夫的双幅画深深吸引了我。为了忘却周遭的人事，我企图沉浸在这些画卷中，然而身体不允许，我又重新回到了沙发上。明光和礼吉还没有来。
有一位十六七岁的美丽女孩在我附近走动，她面孔细白，身材高挑，一身和服配着紫色的裤裙。我没有察觉到她就是这家那位久病不愈的女孩。那忧伤的神情、倦怠柔弱的身姿，在四周男女自我沉醉、故作姿势的紧张气氛中，显得格格不入，激起了我深切的亲近之感。少女的腰部在紧身衣的束缚下显得愈加纤细，松软丰满的前胸低垂在和服稍稍坠下的腰带上。那似乎是一种模仿洋装的穿法，这也吸引了我的留意。
等我反应过来时，她的巨大变化令我震惊，不敢相信她与我两三天前在杂志照片上看到的大和姬是同一个人。
节目表发下来了，对折的卡片镶着金边，上面用绢带吊着一支比牙签略大一点的颜色漂亮的金属铅笔。男士们立即将卡片交给心仪的女士，邀请对方做舞伴。有的男士收到了女士的卡片，正在上面写着本人的名字。
“您呢？第一支曲子和谁跳？”女孩的母亲来到不断坐在沙发上的我身旁。
“我不会跳舞，观摩一下。”我像是叹气般回答道。
“欸，您跳得应该不错吧……”她笑着说。
我想说“我这鞋底可连鞋钉都没有”，但我不是可以轻松说出这种话的性情开朗之人，况且当时的心情使我变得愈加严肃，不愿作答。
“远藤先生的夫人来啦。”女孩的母亲招呼着一位漂亮的混血女人。她是离我家五十米远的一家外国公司代理店的经理的妻子，性情内向，心地善良。
“您第一支和谁有约吗？”女孩的母亲问远藤夫人。
“有的。”
“第二支呢？”
“没有。”
“是吗，那您约大津先生吧。”
远藤夫人悄悄点了点头走了。我当时已经没有立刻拒绝的气力了。
“第二支是什么呢？”女孩母亲拿起用铅笔别在腰带上的节目表，边看边说，“是两步舞，很简单，一学就会。”说完也走了。
很快，客厅里男女二人一组排成了两列。那个姓高木的女人弹起了钢琴，大家都跟着琴声跳起舞来。
以我的性格和兴味来说，这些本来都是我所喜爱的。可是，我的禁欲思想以及由此塑造的第二性格和兴味，超出了本来的，从而过于明确地支配起我的意识。久而久之，我不得不把它看成是情理之中的事。我有意向那些涨红了脸来回炫耀舞姿的人投去轻蔑的目光。如今的我，为当时怯懦的内心感到羞愧，可就算再遇到同样的事，我能顺从本来的性格和兴味吗？大概不能。
跳完舞，近二十个男男女女走进我所在的房间。
我还没有和女孩打招呼，她时不时朝这边观望，当时我的脸上应该流显露了不想她靠近的神情。
第二支曲子即将开始的时候，年轻内向的远藤夫人来到我身边。
“抱歉。”我本想尽量以温和礼貌的语气拒绝她，但当时的情绪以及身体的不畅快令我的声带背叛了本人的初衷。
远藤夫人面颊绯红，点点头走开了。
两步舞，溜冰舞，接着是第四支舞华尔兹。
不知怎的，我深深陷入郁结的心绪中，依旧坐在沙发上，整个人仿佛凝结成一个忧郁的冰块。
强烈的灯光照射在人们的头和背上，他们一边疯狂地跳舞一边说笑，似乎很开心。
女孩的舞伴是个身材高大的西洋青年。他左手托着她的身体，右手高高举起她隔着手帕与他相握的左手。女孩的身体轻盈地一圈接一圈飞转，每一次旋转，双脚都几乎飞离了地板。然后她疲惫地将头歪倒在本人的肩膀上，青白的面颊泛起了血色。
最初她实在累得撑不住了，便在舞伴的耳边私语了几句。西洋青年点了点头，一边继续着舞步，一边搂住她灵巧地穿行于众人之间滑出了舞池。
女孩独自来到我斜对面墙角的椅子上坐下，随手拿起团扇扇了起来。
她时不时向我这边观望。我却只凝视着跳舞的人群。过了一会儿，女孩像是不经意地站了起来。我纹丝不动，保持着先前的姿态，身体愈加生硬了。那时如果我换上一副轻松的姿势，她一定会过来和我说话的。女孩用身体同我搭讪，我的身体却得到了答复她的自在。她就那样走到钢琴旁，悄悄倚在一侧，神情自如地望着舞池。我也望着舞池，留意力却一刻也未曾离开视野一隅的她。
女孩毅然转过身来，刚迈出四分之一步又停下了，垂下头来。最初她垂着头径直向我走来。
在我身边坐下后，她一句也不提跳舞的事，更没提明光和礼吉为何没来，只说了一些哥哥和速夫的闲话，“两三天前我收到了速先生的信，说夫人有孩子了呢”。女孩轻轻一笑，带着孩子气的恶意。
闲谈间，我郁结的心绪好像解开了似的，感到轻快起来。
“我和哥哥一起去看歌舞伎的时候，您到六代目(16)的后台来了吧？”女孩问我道。
“是的。”此前我不断忍耐着本人孤僻忧郁、深埋恶意的不快心绪，现在却进行着毫无意义的小孩子间的闲聊。
“我们还一同看了川上的儿童戏剧对吧？那时我才九岁还是十岁来着。”她窥视着我的脸。
“没那回事。”我回答道。
舞蹈不断没有结束。
“你去看东京剧场的《道成寺》了吗？”我问道。
“是的，很不错呢。您喜欢舞剧吗？”
“我很喜欢日本舞蹈，像这样的西洋交际舞看了就不舒服。”我实在没法将讽刺的话说得更轻松一些。
女孩却不甚在意地说道：“十一号我们要去明治神宫参拜，您也一起来吧。家里一位亲戚是左团次(17)的戏迷呢。”
结果我又只对她说出了一些难听的挖苦话：“我讨厌待在一群陌生人之中，无聊透了。”女孩听了却笑了，我的心情也一点点明朗起来。
舞会一结束，大家来到摆好简单饭食的隔壁房间用餐，女士们手里早早捧上了装满食物的盘子和斟满饮料的杯子。男士们也都拿好了空盘子。那时我紧绷的心情感到了些许的自在，便打算回家而没有去拿盘子。女孩的母亲见了，给我端来满满的一盘食物。我一点食欲都没有，这才意识到本人可能生病了。
不多会儿，我和女孩、她的母亲还有其他三四个说过话的人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时间已过了十二点。
五
翌日晚上我依旧感觉不舒服，早饭也不吃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反复想着昨天晚上的事。越想越觉得本人可恶，用通俗的话说我就是个“未开化的男人”。我不明白本人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一个人。
女孩美丽细长的身姿、孩子般单纯的话语逐个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久久沉浸在对她深深的迷恋中。
我决定给她写信—啊，孤傲的心！—我打算把昨晚的不快写下来寄给她。
但午后又我放弃了写信，决定直接去跟她说，于是撑起疲惫的身体，穿上洋装出了家门。
幼年时代后，我就没有交过一个女性朋友，所以这可以说是我的初次体验。而那个女孩是有很多男性朋友的，想必我的来访并不会使她感到突然吧，这稍稍给了我一些勇气。
但是那天，我最终没有去女孩家，因为途中我遇见了她的母亲。
我又不想就那样前往家去，于是去找了住在涩谷的朋友，朋友不在家。我只好拖着没出息的身体，走到朋友家后面宽广的平地，躺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久久地叹息着。
白云静静浮动于清澄、高远的天空。乌鸦时而打空中飞过。
不知不觉我睡着了。醒来时，太阳落了下去，四周的景物都蒙上了青色，成群的乌鸦急急地从天空这边飞向那边。我的心绪轻快了许多，不打算去朋友那儿了，就叫了辆人力车回家。
六
回到家，大妹和二妹飞跑而来，大妹急切地说：“哥哥，医生说高子妹妹得了赤痢……”边说边做出拉肚子的表情。
“五天内，我们谁也不能出去。”二妹又加上一句。守门人正在门口撒石灰。
晚上，我也开始闹肚子。医生说我的症状类似赤痢，但病状较轻，无须向警察汇报。
踏进谷中寺庙的正门，右边有一个小石门，进去后左边就是我家堂屋的厨房，右边尽头是另一栋黑帮(18)修建的二层楼厢房的大门。这个独门独户的厢房在我们家被叫作“学仆(19)房”。楼下住着一个刚从农村出来的学仆，我住在楼上，从它建成以来我在那儿住了十多年了。
四岁的高子妹妹被安排在堂屋最里面母亲的房间里，由母亲和护士照顾，与其他人断绝接触。我则由七十二岁的祖母照看，“学仆房”那连接上下楼、峻峭而危险的楼梯，就成了隔离的分界线。
祖母睡在我隔壁四叠(20)半窄小的房间，里头放着书柜、桌子和椅子。祖母时常起来为我更换暖肚子的魔芋，把凉的换成热的。她夜里每两个小时起来一次，用干的平织布巾把煮好的魔芋包好，再用毛巾卷起来，帮我塞进围了好几层的法兰绒腹带里。这似乎非常无效
我生病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祖母照料的。六岁时患传染性很强的伤寒，也全是由祖母一人看护。其中一个缘由或许是我拒绝祖母以外的人吧。
“无论什么传染病，只需有打败它的决心……”这就是祖母的信心。
相隔多年，我又得到了祖母的悉心照料。我仰面躺在床上，让祖母给我换腹带里的魔芋。儿时的情感涌上心头，祖母身上独特的气味让我回忆起了小时候，那时祖母总是抱着我，让我在她怀中入睡。
虽然朋友听了我的故事笑话我说“你是狗啊”，但这次经历让我发觉本人能辨别出许多人身体的气味，那些独特的气味好像一张张不同于他人的脸。
七
过了十天左右，我的病慢慢好了。随着身体的好转，我逐步变成一个馋鬼。竹叶的鳗鱼、风月的西洋菜、大金的鸡肉、梅园的年糕小豆汤(21)……我躺着，脑海里不断想着这些美味。可是刚吃一点固体食物，肚子就闹得不得安宁，我不得不将怀炉时时放在下腹上，这样才好过一些。
到了可以出门放风的那一天，我跟家人说去散步，却来到土桥尽头的壶屋(22)阴暗的二楼，找来奶油点心，用勺子挖出奶油，舔了个干干净净。
倒也不是吃奶油吃坏了肚子，但没多久我的赤痢复发，大量便血，发展成了慢性病。
我在一只巨大的金属火钵里加满炭火，将房间烤热，然后钻进被窝，带着悠闲的心情看起书来。
因为怀炉片刻不能离身，我干瘪的下腹起了许多皱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里的皮肤被烤成了红褐色。
女孩从那次后再也没有来过电话。
我也从那时候起不再想什么竹叶、大金和风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