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又落下了帷幕，作为我国最重要的考试之一，高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了千万家庭的心。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42年了了，这42年里，无数学子因为高考改变了命运。虽然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做法，不断都充满争议，但更多的人对考高还是选择了相信。

因为相信，所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努力。

有些人，因为努力，在高考前获得了保送的资历，从而不用经过高考的锤炼就可以进入理想的大学。

其实，在宋朝，也有一种不用考试就能取士的科举的特殊方式——特奏名制度。

一、特奏名制度是什么

科举，实际上就是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

科举的前身是九品中正制，到了隋朝，九品中正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科举应运而生。

科举制度在隋朝时期就得到了足够的发展，到了宋朝几乎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宋朝，科举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其中进士科是最重要的科目，经统计，宋朝有记录的登科名录中，绝大部分都是进士科。

在古代，科举之难，超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

在宋朝，科举次要实行的是三级考试制度。

首先是发解试。发解试也就是州试。一般考三天，共三场。发解试之难，除了考试时间长，最难的就是名额的稀缺。北宋时期，解额为100比1，南宋时期，解额的比例上升到166人取一人。

“歙士赴举者二千人，而解额才十二。”——《夷坚三志壬》

科举考试之难，让许多读书人一辈子都在与科举奋战。

洪迈的小说《夷坚志》里就讲述了一个要官不要命的故事：

一个名叫杨汉卿的读书人，从幼年开始就发愤图强考童子科，弱冠之后的一天，他做梦，如果他改名为“证”就会做官，解试的时候，他改名为“证”，果然中了乡贡。

杨汉卿会算命，他给本人算命后得知，本人如果继续考科举就会丧命。

在丧命和考科举面前，杨汉卿选择了考科举，经过努力，他成功入围殿试，授官之后，果然如他当年意料的那样，到官而卒。

独一可以改变命运的途径。为了提高本人的阶层，大批的考生一年复一年的赶赴考场，却一年又一年的落第。

为了安抚这些落第的寒门考生，特奏名制度便应运而生。

“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宋史》

二、特奏名制度的取士规则

在宋朝，特奏名前几名同样可赐进士出身，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投入其中。

既然特奏名考试是为了安抚累次落第的考生，所以特奏名的对象一定要是累举不中的世人，所以参加省试或殿试的次数就成了确定特奏名对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第二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考生的年龄。

“已经先朝御试，及后来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年五十已上，并省试进士五举、诸科六等年六十已上者，虽所试不合格，特许别作一甲奏名”。——《宋会要辑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特奏名考试对考生的限制一般是参加科举省试5次以上，殿试3次以上，年龄在50岁左右的落榜考生。

除了对累计的考试次数和年龄有要求以外，特奏名对考生还有几项其他的限定：

对考生道德的要求是特奏名资历限定的第一个要求。在宋朝，受过刑罚的，不孝敬的，为害乡里的，都不能参加特奏名考试，如果有人违规参加考试，一旦被查实，本人和担保人都要遭到惩罚。

特奏名考试虽然没有科举那么难，但也是为做官预备的考试，所以有残疾的考生不能参加。除此之外，为了遵照孝道，丧期内也不能参加特奏名考试。

特奏名考试既然是一种“恩科”，那么特奏名考试的难度就不能像科举那么难。在《宋会要辑稿》中就记载了关于宋真宗的一个故事：

此辈潦倒场屋,皆已迟暮,傥例试三题,则遗落多矣。故止令试论一篇,粗观其智识也。——《宋会要辑稿》

因为特奏名考试是“恩科”，次要起安抚之用，所以宋真宗出题的时候就考虑了考生的情况，本来应该出三道题的，最初只出了一道题。

三、特奏名制度产生的政治背景

对于科举，宋代大文豪苏洵曾发过“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的感慨，可见在古代，科举取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距文献统计，在唐代共取进士268榜，进士只要渐加深。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迸发的牛李党争最后就是因考生对科举制度的不满产生的，逐步演变成为了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两大宦官集团之间的争斗，牛李之争历经了六朝，到唐宣宗时期才平息下来，直接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所以到了宋代，一方面是为了安抚人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对科举就有了些许放松。

尤其是对寒门学子的态度，宋代有了明显的改观。

大量的寒门子弟通过科举加入仕途，导致了士绅人数的添加。士绅作为底层阶级的文化核心，对巩固皇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特奏名制度的产生是皇帝巩固政权的需要。

第二个缘由则是与宋朝“崇文抑武”的政策有关。

“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也。”

乾符五年，黄巢起义迸发，让垂死的唐王朝元气大伤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藩镇割据现象的出现，一些有实力的藩王纷纷称王。

唐朝灭亡后，这些藩王纷纷独立，社会重武的现象非常严重，构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大分裂时期，就连宋朝也是通过武力才再次实现了统一。

虽然宋朝也是通过武将篡位才获得了政权，但作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是第一的。为了改变武人执政的政治格局，同时也为了杜绝因缺少向上流动的机制而导致百姓揭竿起义的现象，宋朝决定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即通过大量录用文官的方式来取代武人统治。

唐代末年，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每年只要几十人，但到了宋代，科举成为了官员最次要的来源，尤其是高级官员，科举出身的占了绝对优势，充分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

四、特奏名制度的影响

在宋代，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数也远远超过了唐代，几乎是其十倍。特奏名制度出现以后，每次通过特奏名考试的多达上千人。

用文臣来取代武将的目的达到了，但同时也培养了庞大的官僚阶层。

对冗官局面的日益加剧，不少官员都表现出了不满，《资治通鉴》就曾记载“然三年一取士，登第者仅五百人，而年老举人每次推恩者不减四五百人……则进士有才之人不久于间滞矣。”

试想一下，一项工作本来1人就能完成，但实际上安排了4、5个人，官僚队伍能不庞大吗？庞大的官僚队伍，必然会添加财政收入，而这些财政收入最初还是压在老百姓的头上。

腐败也就应运而生。

除了形成了庞大的官僚队伍外，特奏名考试的录取对象多为50岁左右的举人。

在古代，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50岁左右已算是高寿，在这个年龄，人的精力和举动力都大不如年轻时期，加上特奏名考试多流于方式，所以通过特奏名考试中很难有比较出色的人物出现。

不只如此，特奏名制度的产生也让许多的读书人不再追求不学无术，而一味地追求科举的次数，反正到了年龄也能通过特奏名考试获得官职，从而堕化学风。

对于特奏名的弊端，苏轼专门写了一篇名为《论特奏名》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苏轼对特奏名制度进行了否定：

“臣等伏见从来天下之患，无过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流弊之极，至于今日，一官之阙，率四五人守之，抢夺纷纭，廉耻道尽。中材小官，阙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渔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臣等伏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黩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论特奏名》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特奏名的弊端这么多，为什么政府不废除呢？

在宋代，统治阶级普遍认为，整个社会阶层的构成除了“君子和小人”外，还有大量的两头阶层。只需这个两头阶层能恪守皇帝的意志，那么社会就会稳定。

这些落第的考生就是中人的代表。

所以，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只给了特奏名考试这一点少少的恩惠，就可以达到安抚这些中人的目的，政府何乐而不为呢？加上历经几个皇帝的大力推广，特奏名制度在宋代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强行废除，说不定还会引起社会的动乱。